重利轻别离--自古商人情意薄？
在人口自由流动渐成事实的今天，两地分居之于普通百姓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那些忙着做跨国生意的商人们，却一步步跨入分居时代。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意境虽然苦了点儿，事实大抵如此。但商人们不会因此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他们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是全球化的充分受益者，也是两地分居的主动制造者。
尽管如此，不能像普通人一样与家人朝夕相处仍然让他们痛苦。“一年仅有三五次回台（湾），短暂的时间里，面对稚子的陌生凝视，顿生无限的愧疚及所为何来的感慨。”台湾商人毕先生所述的这种情境，我们这次的采访对象，大多有同感，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飞来飞去，聚少离多，因为电话里的一声呼唤而潸然泪下，这与商人们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神采飞扬完全不同，他们有时候甚至要“面临家庭与事业的两难选择”。
两地分居，不能亲自教育子女、不能在父母膝下恭尽孝道还在其次，婚姻破裂是头等大事。“这种情况像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完的。”一位在大陆经商的台湾企业家如是说。甚至有一种偏激的说法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台商（干部）在大陆都会发生婚外情，剩下百分之一是因为没被老婆发现。而来自美籍华商邱先生的信息说明两地分居对婚姻的威胁是不分种族、国籍的：当年麦道公司派驻成都的已婚雇员几乎“全军覆没”，都在中国到了新家。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
相形之下，那些单身如曾文祺（明基电通中国营销总部总经理）者更为快乐一些。或者像邱先生一样（他的公司为GE生产飞机发动机部件），年过60，对企业的兴趣胜过了一切。“老夫老妻，如果成天在一起，可能也会出问题（争吵）。”邱先生说。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比中国更让人感到振奋。这里是企业家们的乐园。”来自美国的邱先生说。来到中国4年，邱先生的公司已将竞争对手逐一打败，成为行业冠军。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让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们都看到了机会，到中国去（苏州泰发花线织造公司总经理张国鑫的说法是“到西部去”）创业，意味着更快、更大的成功。因此，新的“牛郎织女”在这种诱人的前景下不断产生。资本的流向决定了企业家前进的方向。
与很多美籍华商一样，张国鑫的经历也比较复杂，生于台湾，在美国上大学、读MBA、工作，然后到大陆来做生意。张的父亲在台湾经营着世界最大的和服绸工厂。1992年，张的父亲（72岁）投资350万美元在苏州成立了泰发花线织造公司，为台湾工厂做配套（生产捻线），一年后身体不适，要求张国鑫回
来主管大陆的业务。其时张国鑫在美国一家银行做区域经理，管理着7个分行。几次深谈之后，张国鑫被父亲说服，决定到中国来继承父业，迄今已10年。
张国鑫1982年在洛杉矶与他的一位MBA学妹结婚。张太太也来自台湾，台大经济系毕业。“很多人像我这样，公司在台湾，工厂在大陆，家在美国，非常辛苦。”张国鑫到大陆几年后，张太太也带着孩子回到台湾，在家族创建的一所私立学校做事。张国鑫认为，这样已经比她在美国好多了，打电话也不存在时差问题。目前，张的大女儿在美国哥伦比亚读大学。“前两天她刚来苏州看我。”张明显开始兴奋。
张的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在台湾上的是美式教育的学校（那里的学生家长背景均与张近似）。“他们
中国的节日要过，美国的节日也要过，而且放假的时间与大陆也不一样。”这样，促使张国鑫回家的理由比一般人要多得多。
“我是老板，所以想什么时候回家就可以回去。”邱先生说。张国鑫也为自己有这样的自由感到欣慰。而且“像这样一年到头跑来跑去，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真的是吃不消。”张国鑫说。
相比之下，派驻到大陆的经理人的日子就苦得多，尽管他们有的是主动请缨到大陆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这是台湾某大集团派驻苏州公司的总经理毕先生当初来大陆时的想法。“大陆有一种磁石效应，嗅觉灵敏的企业家早已经进入这个新兴的世界工厂里。本人有幸搭上这班车，顺势也见
证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荣景。”毕先生来到大陆也近10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据说过着独居生活的台商干部，外派超过两个月，就会逐渐产生暴躁易怒情绪，甚至影响到工作所需的判断力。这些情绪在回台探亲后稍可舒解。”毕先生说，因为各公司制度不同或工作的特殊性，并不是每一个干部都能够按时轮休，“这个时候，是对一个人毅力的严酷考验，如果家人再无法体谅，真的是面临家庭、事业的两难选择。”
于辉是世联汽车内饰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其母公司在日本，是一个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大集团。于辉被派到中国来建立这个分公司（总计投资2亿人民币）只有一年半，但此前，他已在泰国工作了5年。于辉的夫人是日本人，与两个孩子在日本生活。“本来以为从泰国回到日本可以长住了，没想到又被派到中国来。”采访中，于辉苦笑的时候比较多。
1997年，公司派于辉到泰国去担任厂长，原计划2年。1999年，一个更大规模的工厂开建，于辉被继续留下来。他决定把夫人和孩子接到泰国。他们工作居住的地方是曼谷附近的一个工业城市，很多国际大公司（如福特、通用、三菱）都在那里有工厂。当地有两所学校，一所是美国人办的，另一所是英国人办的。于辉把大儿子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学校上小学。学生的父母都是被派到泰国去工作的，流动性非常大，因此，于辉的孩子经常面临这样的情景：刚有了一个好朋友，却不得不分手。而且因为学校里大都是来自欧美的孩子，于辉的小孩感觉压力很大，“有时候会半夜起来喊叫”。这给于辉夫妇造成的刺激很大。2002年，于辉回到日本，没过多久，就又被派到中国来筹建新厂。这一次，他的夫人坚决不跟他过
来了。于辉的小儿子早产，体质比较弱，容易哮喘。他曾到中国来。“咱们苏州的工地多，灰尘特别大，他在这儿经常身体不舒服。”
“真的是很无奈。”于辉说。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与家人不再分开。
亲情：无处寄相思
“这是我大女儿寄来的卡片。”小小的卡片让张国鑫不止一次感到幸福。他的办公室摆着全家福，有时大概会产生回家的错觉。
于辉第一次从泰国回日本探亲的时候离家整三个月，妻子带着孩子去车站接他。小儿子那时候两岁，见了他直往后躲，“完全把我忘掉了。我把他抱过来，他就一直喊他妈。那情形，真的很难过。”被儿子叫了一段日子叔叔后，于辉才恢复了名分。现在，于辉平均一周往家打一两次电话。“原来在泰国的时候天天都要打。现在越打电话，觉得心情越难受，不知道怎么回事，心情很复杂。有时候一听见对方的声音就很难受。”
美籍华商谭先生生意在北京，夫人在美国，女儿在广州由岳父母照看。幼儿园的阿姨悄悄把孩子们的父母召集到园里，让他们带上面具。孩子们都到了自己的父母，谭的女儿在瞬间经历了惊喜和失望，大哭起来。谭在电话中听岳母讲述这个故事，柔肠寸断。他希望下次妻子回国的时候，能为女儿重演“面具”游戏。
“对父母、老婆也好，对子女也好，他们不要求你们什么，就是多花点时间而已。”张国鑫回到台湾参加了儿子学校组织的露营。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因为生意忙碌不能参加，所以张的儿子感到“很骄傲”。在有限的见面时间里，张尽可能地答应孩子的要求。“儿子逼着我下围棋。我痛恨围棋，表现就
不积极，他就批评我没礼貌。还不能乱放，还要用手夹着这么下。”类似的回忆让张国鑫感觉“温暖”。大女儿到纽约读大学，张带她去学校，给她买冰箱、电视等用品，陪她坐地铁。“如果我没有去，她一定很失望。”张国鑫的父亲到绍兴老家游玩，没有告诉儿子。张国鑫闻讯前去陪他，老人非常高兴。张国鑫承认，做这些事很大程度是为了补偿自己不能时时陪伴着他们造成的缺憾。
“初与父母、妻小两地分居，确实有诉不尽的辛酸。眼见他人下班后享受天伦之乐，而自己形单影只，无处寄相思。”毕先生说。
“现在分开，是为了以后一家人更好地在一起生活。”谭先生这样给上幼儿园的女儿讲道理。无论她是否听得懂，这种生活还是将继续下去。
“让我向你说声抱歉，爱人同志”
身处异地，独自一人，优厚的经济条件，这些都是威胁婚姻生活的潜在因素。企业家也不例外。爱意汽车
“这种情况，双方年纪越轻问题越大。”早已度过危险期的邱先生说。
“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结婚11年的于辉说，“有时候双方也会为此吵架。”在泰国的时候，他也看到一些同事“逢场作戏”，但是他说在日本的公司里，因为两地分居导致家庭破裂的比较少。
邱先生的夫人与美国驻成都领事的夫人是朋友，后者曾对她说，当年麦道公司派驻成都的已婚雇员几乎“全军覆没”，都在当地重新组织了家庭。他们的妻子跑到中国来向领事哭诉，但已于事无补。“现在我接触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多生意上的朋友在美国有家，在这里也有女朋友。”邱先生说。
在台商中，由于两地分居而导致家庭破裂的例子很多，“数都数不完的。”张国鑫说。他不否认自己也面临过这样的诱惑：“你事业上有成，经济独立，自然会比较引人注目。但是你要想后果。事业成功的人基本上家庭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毕先生认为流传甚广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台商干部在大陆都会发生婚外情，剩下百分之一是因为没被老婆发现”的说法是“心怀不轨、对婚姻原存异心者胡乱编派的借口”，他们“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实现内心贪婪的欲望”，为了掩饰而“拖全体台商下水”。“难道挥别心爱的家人来此奋斗的目的就是一颗毁灭自己幸福家庭的毒药吗？”毕先生认为，外遇的发生与是否“两地分居”关系不大，这是“应为”与“不应为”的问题。
毕先生也承认，对于少年夫妻，两地分居确实会对婚姻生活造成冲击。这时候，“惟有依赖彼此深厚的感情基础来化解，如果无法体会对方的牺牲奉献，一味互相指责，婚姻生活恐怕真就岌岌可危了。”毕先生对自己的妻子很感激，因为她的“体谅、信任和付出”：“这让我在一片婚外情的万重山中轻舟而过。我和
妻子都相信，目前所付出的牺牲无非是为了家庭和下一代美好的将来，就算再辛苦也心甘情愿。”
邱先生和于辉都认为，婚外情的发生不能简单地用道德与否来判断，因为它之所以在两地分居的企业家中比较普遍，是有“符合人性”的一面的。“但是就我的观察，在这里能发生婚外情的，就是回到美国跟家人在一起时也会发生。”邱先生说，“如果婚姻本身很健康的话，无论怎么样家庭也不会破裂的。”他有几位朋友是这方面的典范。
张国鑫结婚22年，虽然见惯了劳燕分飞，但不为所动。“我觉得对于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讲，婚外情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双输的局面。你要离婚吗？你有老婆，有孩子，你不会离婚，你离不掉。对方会等你吗？不会，她青春有限，所以婚外情不是情。做生意成功的大老板，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如果你不控制自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人因为企业做不好，所以去婚外情，这样一来，企业就更不好，恶性循环。我在大陆看过很多台商因为婚外情而扫地出门的，企业和婚姻最终都没有成功。”张国鑫说自己的父亲盖办公楼的时候就把卧室安排到了楼上，这为他与外界环境树起了一道屏障。“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开放、很轻松、很自由的环境里面，你会很浪漫，最后你的生活也会很悲哀。”
“我想婚姻之钥无他，互相信任而已。只有信任才能让我放手去闯，让我义无反顾，心安理得。”毕先生说。
事实上，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让家人和自己团聚。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的妻子是白人，在美国生活已经很习惯了。”邱先生的夫人曾经来过中国，但是长久的居住她无法忍受：朋友很少，而且经常流失；同时，中国的居住环境“毕竟跟美国还是差很多”。
张国鑫的夫人同样不愿意跟他到大陆来：“有时候她会抱怨（分居生活）。我说你抱怨就过来呀，她又不过来。老实讲，大陆的生活硬件还可以，软件跟不上。我有一个朋友给小孩子打预防针还要回台湾去打，他说这里的医生会打错针。”张国鑫认为，这些还在其次，关键是孩子的教育，“比夫妻感情还要重要”，大陆的教育质量不能够让他满意。对此，邱先生也有同感。
尽管张国鑫在上海购买了“漂亮的房子”，他也在不断地给孩子们灌输“祖国”的观念，机会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但他还是希望等孩子们在外面接受完教育再回来。
“因为有了泰国的经历，所以我和妻子都不敢再让孩子改换生活环境？而且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的确比日本要差，我有责任不让他们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降低。”于辉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地培养一些干部，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回日本。“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家庭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事业对我也是如此，想把它们很好地结合到一起，现在看起来困难比较大。”
在邱先生看来，两地分居有好处，因为夫人在身边，会“唠唠叨叨”。“我们岁数都大了，总在一起难免会吵架。我每年回去的次数刚好她可以忍受。”张国鑫认为，如果说两地生活有好处，就是夫妻少了吵架的机会，他能更专心地对待工作，当然，这是在逃避了一些家庭责任的基础上。
“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于辉的回答斩钉截铁。
事业与家庭不能兼得，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许多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对于其中无论身处何地都坚守商业理想、怀抱家庭责任者，我们应该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