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演进、工业化与落后地区经济赶超
———基于临沂近、现代工业化历程研究
朱建成，高玉臣
(临沂师范学院商学院，山东临沂276005)
摘
要：临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临沂远远落后于全
国与全省同期经济发展水平。建国后经过三十余年的赶超，至1984年临沂地区仍有29.0%的人口人均纯收入不足150元。在此经济发展起点上,1978—2006年间临沂GDP 年均增14.0%，在淮海经济圈20个地级城市中，临沂综合竞争力位居第一位。因此，有必要从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命题入手，对临沂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予以解释并初步对“临沂现象”做一探讨。
关键词：临沂现象；劳动分工；经济赶超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8)01-0037-08
收稿日期:2007-12-29
作者简介：朱建成(1955—)，男，山东沂南人，临沂师范学院教授。
临沂古称琅琊、沂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便有“鲁南古城秀，琅琊名士多”之谓，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远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沂源猿人便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远古文明，闻名中外的汉代帛画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等，就出土在临沂市银雀山下。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春秋时期的子路，战国时期的荀况，东汉珠算发明家刘洪，西汉经学家匡衡，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东晋书圣王羲之，南北朝文艺批评家刘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有的出生于此，有的在这里生活过，都留下了难以湮灭的印迹。从区域位置上看，临沂为“齐鲁之锁钥”，至清已有“”之誉(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沂州府志驿道志》)，两条官道经于此，且毗邻山东工业化起步较早的青岛与潍县。但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临沂却远远落后了，成为建国初山东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1949年建国初临沂地区②仅有作坊式工业企
业19家(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范围只涉及于原煤、原盐、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四个初级产品加工领域，工业总产值仅为0.11亿元(1980年价格)，为全省同期工业总产值的1%。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并不能反映出战前国民经济的最好水平。我们在此以5年、即以经
过恢复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间接反映临沂在近
代工业发展史上的落后。②
1952年临沂地区共有人
口597万，为山东全省的12.4%，但城镇从业人员仅为3万人，占山东城镇从业人员的2.4%，粮食总产量137.5亿吨，为山东粮食总产量的11.4%，工业总产值0.17亿元，仅为山东工业总产值的1%(1980年价格)，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滞后全国与全省17.1个和14.3个百分点。
建国后经过29年的赶超，临沂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得以彻底转变，至1978年，临沂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全省人均国民收入的65.7%③，临沂(现区划当年价格)人均GDP 分别仅为全国与全省同期人均GDP 的52.8%、63.5%。虽然随后推行的价格改革与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最广泛意义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至1984年临沂地区仍有
29.0%的人口人均纯收入不足150元，被国务院列
入全国十八个连片贫穷的山区之一。
从理论上讲，由于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同，在不保证绝对性的增长优势面前，往往会产生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即使处于同一水平，不同的经济增长率，经过10—50年也会差异很大，以从1%—
10%的经济增长率看，他们在50年后的人均相对
差距在6倍到6倍之间(胡鞍钢,5)。对于
第30卷第1期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02月Vol.30No.1
JOURNAL OF LINYI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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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临沂地区而言，要实施经济赶超，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在此经济起点上,1978—2006年间临沂(现区划)GDP取得了年均增14.0%的经济增长速度，消除价格变动影响的实际人均GDP(1978年价格)迅速收敛于全国与全省同期平均发展水平,2004年人均名义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顺利进入战略机遇期。原主要部分为临沂所辖的日照市,1978—2005年间GDP年均增长12.7%，在淮海经济圈中综合竞争力位居第3位。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中，临沂在包括港澳台城市在内的200多个中国城市中脱颖而出，增长指数排第6位。昔日以贫穷落后而著称的临沂，现已成为了位居全国第三甲、闻名全国的商贸物流城，成为“值得研究的临沂现象”④。
我们从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视角出发，对三个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一是为什么近代临沂工业化进程滞缓，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深层次制约了劳动分工的演进?二是建国后29年中，临沂地区为什么未取得实质性的经济赶超?三是改革开放后临沂经济非常规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这一系列过程是如何演变的?
一、对近代临沂经济落后的理论探析
“国之富强在经济，经济发展在生产。”(民国二十年刊行《续修临沂县志农工矿商附集会度量衡志》)晚清时期，相当于1988年临沂地区区划的沂州府，辖莒州(今莒县)、兰山(今临沂)、郯城、费县、沂水、蒙阴、日照1州6县，在清嘉庆廿五年(1820年)，人口总量便达228.88万。沂州府自然资源丰富⑤，且毗邻山东工业化起步较早的青岛、潍县与淄博，这一切都为沂州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整个近代，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期(1914—1936年)内，沂州工业没有得以发展，而是停滞不前。以沂州历代州、府治地临沂县为例，境内工业仅包括印刷、照像、修理钟表、裁缝、裱糊等传统手工业，且各行业均属零星分布，无一成规模，民间木工多以生产农用品为生。民国初临沂县始有工厂建立，但因经营不良纷纷倒闭，惟有县府所组一民生织布工厂成绩颇著；特种工业仅为尚家铜铃与兰陵美酒。我们在此思考，近代沂州的工业为何没有得以发展?如果结合“广义斯密定律”，即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陈平,)，与临沂实际情况考虑，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答案。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为解决生存问题，人们采取了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而各自采取的不同技
术又塑造了不同倾向的文化……欧美文明是建立在节省资源、消耗人力的技术之上。所以后来西方技术传入中国时，吸收的情形大不相同。节省劳力的机械技术在中国很难应用……直到西方炮舰打败中国陆军和中国政府从西方引进现代科学教育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才逐渐摆脱小农思想传统的影响。”(陈平,2002)正如Chao (1986，第227页，转引自林毅夫,2007)所指出的，中国14世纪后“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不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自第一次战争始，传统文化开始了转型,“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之物，以通有无”的“天朝上国”梦想被“师夷长技以制夷”所逐渐取代。19世纪60年代起我国发起了“洋务运动”，开始了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伴随着沿海开埠、对外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铁路的畅通，我国传统小农意识开始快速瓦解，劳动分工得以演进，部分民族企业得以起源发展。自1887年起，国民收入负增长的格局得以转变, 1887—1914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1%,1914—1936年年均增1.45%(1936年可比价格)[1]，至1936年我国新式产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13.37%。[2]比较来看，近代山东自烟台开埠、1875年创办山东机器局、1886年烟台建立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1904年全长446公里的胶济铁路全面通车、1904年为抵制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济南、周村、潍县开埠……，至1937年山东铁矿石产量已占到全国的5%，煤炭产量占全国的13.3%，棉纺锭产量占全国的13.5%，丝绸纺织机产量占到了全国的14.1%[3]，山东已成为了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依托开埠发展起来的烟台，原为渔村,“居民寥落，不过茅屋数十椽耳”，开埠数年,“高楼广厦，比户相连……贸易之盛，户口之繁，较之省会殆有过之。”[4]
依托港口而发展的青岛,1933年工厂数达到了140个，资本总额达到了1767万元，生产总值2710万元。[5]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业在山东的兴起，不仅使各地条块分割的市场变得有序、市场规模扩大，更加快了传统商业资本的转型与小农意识的瓦解。“过去负担不了的大车长途运输费用的内地土产品，现在亦有经由火车运到沿海港口到销售市场，并且它们的产量也逐年都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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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和深入内地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市场繁荣的景象”[6];“从20年代起，青、济、烟、潍、周五个开埠城市已成为山东商人资本最集中、最密集的地区。”[7]而对临沂而言，从1906年沂州府知府李玉锴“开采煤矿，振兴实业”,1913年“华兴公司”开始机器采煤,1923年第一家发电厂(10千瓦)投产发电,1935年日照城兴办国际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开始了工业与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临沂工业化起步要比全国与全省晚了至少30年。在近代临沂的工业体系中，发展最为良好的丝绸业，也因1934年后世界经济危机而衰败。
在此设想：如果晚清政府或民国政府能够着手完成德国原计划要修建的胶沂铁路(青岛经沂州至济南)，那么沂州绝对落后的局面将会彻底得以扭转，在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阶段内，临沂很可能会依托自身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成为近代山东经济的“增长极”。然而修建铁路这一美好愿景直到建国后的1984年
方实现。陈为忠(2005)将此有趣地描写为:“山东丘陵横亘中部，鲁南鲁北判若两省。”在近代山东修筑铁路的热潮中，沂州由于复杂的地形被“遗忘”了。交通不便，成为近代沂州工业化的重要阻碍之一。以煤炭行业为例，沂州采煤历史可追溯到唐初，至清乾隆年间兰山、郯城、费县、蒙阴、莒县采煤业开始兴旺,“煤，取于山”(清乾隆《沂州府志物产志》)，但由于勘探设备落后，社会购买力低，特别是由于交通不便致使煤炭外运困难(骡子为主要运输工具之一)，致使沂州煤矿资源没有得以充分利用。山东矿务公司于1899年曾迫使清政府同意其勘办沂州、沂水煤矿，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与胶沂铁路一同，最后无果而终。当然帝国主义德国是出于稳定自身在山东的地位与最大程度剥削我国资源的考虑，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就文化因素予以考虑。从广义层面上，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我国至少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重农抑商”、“安土重迁”曾一度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基调，这一文化体系直到战争后才开始逐渐分化瓦解。近代山东依托港口铁路、港口、商埠，促使了局部市场的繁荣，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产业集聚，如烟台的缫丝业、青岛的印染业、潍县织布机制造业等，传统手工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转型。在这些经济先发展地区，小农意识已开始全面性瓦解。但临沂境内有大小山头7000余座，峰峦起伏，崮连亘，地貌形态复杂，交通闭塞不畅，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近代工业思潮的涌入。占临沂总人口约2/3的山区、丘陵区人民，长期倍受“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之苦，对外近乎处于“隔离”状态，阻碍变革，或者说小农意识的生存空间并没有得以有效缩小，而是基本不变。“金胶州、银潍县”这一民谣在近
代流传多年，遗憾的是，沂州并没有因为邻近潍县而成为“银沂州”。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稳态被打破，在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西北部山区为起点，临沂人民塑造了享誉全国的“沂蒙精神”。
就技术进步因素予以考虑。技术进步最通俗的意义为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规模。“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8]而产生技术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教育。对于这一因素，我们直接援引《续修临沂县志》做回答:“按全境工业类，皆株受成法，毫无进展。其弊始由于我国轻视科学……民国以来急起直追，然直至今日始能谈科学进步?……知之不能行，行者不能知，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数十年进化，迟滞意在斯乎?县境小学现已划区实验，惟经费短绌，设备简陋，不能使学校工厂交济有成，倘因原有之学校按地方情形变通,……健全俾学者，体用兼赅，人人能求生自立行见，士无失业，而工业科学化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因素。林毅夫(2007)分析了自宋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认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并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向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
就系统复杂性因素予以考虑。临沂境内有十公里以上河流三百余条，受沂、沭河的影响，部分土地连年歉收。建国前500年间沂州共发生大水灾118次，而旱时则“河水断流，涓滴难求”。1699年后至1946年，有史料记载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河道治理仅为3次，至1949年建国初，沂、沭河大部无河堤，部分河堤还
属鲁南解放后修建。以民国时期区内土地质量相对最好的临沂县为例,“上岁上田每亩不过二百斤，中田一百三四十斤，下田七八十斤；中岁上田不过百余斤，中田七八十斤，下田四五十斤或二三十斤不等；过水寒则凶荒。”[]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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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与山林密集的地理特征，促使鲁南地区土匪横行，令人发指，成为近代山东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仅摘录两段文字予以概述。“鲁省由沂州至泰安途中，蒙山附近因土匪横行，几无人烟，田野禾稼自行腐烂”;“旧历正月十六日，有大股土匪四五千人，由沂水南境，抢至沂水北境，又由沂水北境，抢回沂水南境。全县十八区，被抢者遍十五区，所架男女肉票先后不下四五万人，死伤约五六千人。沂城几乎为匪占去，匪入境至出境共十余日，复于二月二十六日折回沂水城南，粮米牲畜，被抢一空，真空前之惨劫也。”⑥土匪横行而又缺乏治理，而后又演化为兵匪之患，而兵匪横行恰又处于我国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兵匪之患的频发无疑限制了分工的持续。
诸多影响分工演进的因素共同作用，致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临沂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落伍了。
二、临沂经济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沂蒙人民开始了新的建设历程，国民经济在鲁南解放初便开始得以恢复。三年恢复时期后,1952年临沂地区工业企业个数由1949年的19个增加至30个，社会总产值增长28.6%，国民收入增长27.4%，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80年可比价格，上同)。但由于增长基数小、发展起点低,1952年临沂地区原煤产量、棉布产量(混合量)分别仅为全省相应指标的3.9%和0.2%，人均更是微乎其微。
在国民经济得以初步恢复后，临沂人民开始了实施“一五”计划的努力。但同期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看，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武力威胁，以“一五”计划为标志，国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赶超型战略。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既是形势所迫，又是处于以最快时间进行工业化的美好愿望。从发展战略与分工演进的角度讲，由于重工业具有产业间连锁系数低的特点，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会造成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联系关系的断裂，即发展重工业只会造成少数重工业部门的自我畸形膨胀。
从理论上讲，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林毅夫,)，也就说落后经济体是否能够进行有效赶超的关键在于是否遵循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特别是市场意识较高的经济中，资本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受由比较优势所内生决定的潜在收益率
的直接影响，由资本流动专业化至集聚而带来的区域分工无疑是具备效率的，进一步的理解是全社会利润率由于资本流动而动态趋向平均化，也就是进入均衡状态。这种理想分工的产生具备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不同趋向通常存在较大程度上的政策干预，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也受国外、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由此，在要素禀赋结构不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区位商亦是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动态变化的。
从世界各工业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进程通常都开始于纺织、皮革制造、食品加工等易于学习与模仿、且劳动较为密集的产业。对于区域经济而言，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规模经济与产业传统(经营积累)三个方面。对于1952年的临沂而言，工业一片空白，自然不存在既有的规模经济效用与工业产业传统，但从社会从业人员这一方面考虑，临沂有着劳动密集这一显性优势。如果认为山东省在1952年整体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即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负担9.15亩耕地符合当时农业先进生产力的要求，那么此时临沂已有6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⑦受赶超战略的全面影响，在1958年山东省委划定的工业区中，以临沂为中心的鲁南工业区被定位为煤炭开采、黑与有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大型发电为主的重工业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一指导思想得以有效落实。而这些重工业通常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资本劳动率高的特点，在基本建设资金有限的境况下，轻工业建设被“搁浅了”。具有代表性的1970年，临沂地区重工业投资是轻工业投资的135倍，临沂重工业化率，即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3.3%提高至1977年的42.9%。而同期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临沂作为“农业大
临沂现代区”为全省的资本原始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1953—1975年间，临沂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8.83亿元，仅为山东全省基础建设投资总额的4.95%。[10]在资金极端紧张，也就是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基础下发展重工业，本身就具有一定风险性。5—年间，临沂全民基建新增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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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一直未超过66.2%，而1952-1977年山东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直在66.2%以上。[11]有限的工业投资注入了重工业，重工业的绩效并不乐观。详见表1。
通过表1可见，轻工业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重工业，但固定资产原值却是重工业的24.3%，这正与由于赶超型战略所导致的投资畸形有关。1978年人口占全省14.0%的临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为23.1万，仅占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
职工总数的6.7%。1978年山东全省城镇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中的比重已提高至15.8%，但临沂这一比例仅为7.1%。改革后198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整个就业体系中，临沂农林渔牧业从业人员占到了总就业的89.11%,1978年这一比例自然更高。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农村社队企业，对单纯赶超型发展战略有一定程度的扭转。1976年临沂地区有社队企业835个，占山东全省的11.2%，居全省第一位，吸收就业9万人，但由于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低，故影响不明显。临沂地区投资总量小，这当然也与当时预防地震的考虑有一定关系，对地震的担扰使得重要项目的立项与建设总在反复斟酌中
进行。70年代城区专门成立了防震队伍，昼夜值班，以尽可能减少可能会发生的地震的损害。80年代中后期临沂开始出现高层建筑，市场微观主体对地震的忧虑消除，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下降，更利于劳动分工的演进。
由于基本建设资金的不足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求，建国后至“五五计划”末，临沂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仅占基础建设投资总额的6%，而山东这一比例达到了10.6%。[4]临沂地区直到1984年才与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全国铁路网相连，在通车后的6年，铁路运输量便达5万吨，其中到达货物389.8吨，共占全部货运量的25.1%。而与青岛相比,1952年青岛的铁路运输量便占到了全部运输量的50.2%，铁路及随后的公路事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此可理解企业获得了“第三利润”。
整体来看，建国后的29年间内，经过导沭整沂、兴建江风口分洪闸、开挖武河行洪道、沂沭河洪水东调及中、小河道治理工程，临沂粮食总产量在1975年取得了第一次突破，超过200万吨；同
时，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临沂工业也
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
全、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
工业体系，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经
济起飞创立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
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
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了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沂蒙人民开始了新的建设
征程。在山东“六五”及“七五”计划
中，省委特意指出:“在工业化布局的
基础上，适当按一定的轻工、纺织和食品工业及其他加工配套企业。”1988年又进一步指出,“临沂地区发挥矿产资源和农、林、果丰富的优势，以轻工、机械、纺织、化工、建材为重点。”这一指导思想的变迁，越来越符合临沂自身的比较优势。
对于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体而言，金融系统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对经济体技术选择的
作用是显著的，金融系统的信贷结构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工业布局。“六五”与“七五”期间临沂金融机构的贷款指导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即优化贷款结构，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从具体信贷结构来看，获得贷款支持的部门集中在经济效益好、适销对路、具有自然及要素禀赋优势的轻纺、化工、食品、建材、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涉及农产品出口创汇的行业，与之相对应的是1979—1989年间对乡镇企业贷款额年均递增49%。伴随着这一系列转变，临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整个工业经济更趋向于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1993年，临沂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成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后,1994—2005年十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⑧5年临沂率先在十八个连
1978年(当年价格)亏损面
固定资产原
值(万元)
每百元固定资
产原值实现的
产值(元)
每百元产值
实现的利润
和税金(元)
轻工业0.99969223.6724.51
重工业0.294098376.1710.30
合计0.2150452106.0713.67
表11978年临沂地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相关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沂蒙四十年(1949-1989)》(内部资料)，山东省临沂地区统
计局印发,1989，第142-153页。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98421.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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