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前《经济日报》时期的人和事
《经
济日报》前身叫《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因此，可称那段时期为前《经济日
今天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后面带括弧的总序号始自《财贸战线》创刊号，其间又经《中国财贸报》，最后才到《经济日报》并延续至今。
“”后首张新报纸
1978年夏季，“”后第一张新报纸面世，名为《财贸战线》，取自原中央财贸政治部一份内部刊物的名字。这是为配合当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简称双学会议，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主管财贸工作的姚依林提议而办的。
社址暂设在东单米市大街上的北方旅馆，这是座三层小楼，与北京协和医院毗邻，如今已被拆掉了。办报初期的条件颇为窘迫，只有分别在二层和三层的四个小房间，同事们真是“济济一堂”。
连基本的办公桌椅都不够使用，全是从当时的外贸部借来的，有时甚至要趴在床边写稿改稿；日常办公用品需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领；只有圆珠笔、削笔刀等文具是在附近商店买的；午餐要去附近金鱼胡同里的东安市场搭伙；阅读有关资料、文件多到双学会议筹备处去借，好在筹备处也设在这座小楼里。
但在北方旅馆门前一字排开的三辆上海牌小汽车，当时挺神气。一辆是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借来的，另两辆是花了6.2万元，报社自己买的。
当时印刷业还处于铅与火的年代，和现在的排版印刷方式有着天壤之别。报纸需用铅字排版印刷，我在总编室做夜班编辑时，常去车间和师傅们一起工作。穿梭在一排排的铅字盒之间，才知道铅字是需要倒置着捡排的，不同的字体根据大小分别编有号码，一个5号铅字的直径连半个小拇指粗细都不到。我起
初不明白，一个排版车间里怎么可能会满足所有需用的铅字，后来才知道，案子旁坐着的一位师傅，他会
随时把缺少的铅字迅速雕刻出来。
/赵 兹
2021年第11期／总第107期
这可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捡字师傅一边看着手里的稿子，另一只手将对应的铅字捡放到夹在指间的小木匣里，一篇文章捡完后，再交由拼版师傅，用铅字拼成报纸版面大小的铅版，并用线绳从四周将整个铅板捆紧，上面的铅字也都是反的，直到打成大样和最后印成报纸才是正的。在寻捡铅字和拼版过程中，切不可将木匣里的铅字和铅板碰散，否则，又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再来，甚至会耽误出报时间。
报社那时没有印刷厂，曾先后借用《体育报》和《解放军报》的排印设备，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到这两家报社去上班。而如今，报社的印刷厂在国内各新闻单位中已率先走进了光与电的时代，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和从德国引进的高速印刷设备，不仅能满足自用，还可承揽其他数十家报刊的印制业务。
1978年7月4日，全国财贸大会在人大会堂开幕，同日《财贸战线》也与全国1200万财贸职工见面。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以“《财贸战线》报在京创刊”为题进行了详尽报道，称之为“”后我国最早的一
张经济类报纸。
其实，这张报纸与其说是新报纸，不如说是被恢复的老报纸。因为筹办这张报纸的，大都是“”中被停刊的《大公报》老报人。他们对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情有独钟，曾多次要求恢复《大公报》的出版，却始终未获批准。
李先念曾对《财贸战线》负责人常芝青和李光诒等说，你们过去都是办大报的，现在让你们来办小报，委屈你们了。
而目前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过去只是老《大公报》的一个分支。“”中《大公报》被关了门，而在的香港《大公报》却一直出版至今，许多人都不大清楚这段历史的沿革，即便是香港《大公报》的高层。
2002年在纪念《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时，我恰在香港工作，曾向时任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和筹备报庆的《大公报》驻美记者张少威，介绍过我从老《大公报》人那里所了解到的老《大公报》，《大公报》那时和我同在香港轩尼诗道一座大楼里上班。
1978
年7月
4日《财贸战线》创刊号1981年6月2日《中国财贸报》一版版面1978年《财贸战线》试刊第一期
九号院
1981年元月，《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此时，国务院财贸小组由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迁往中南海办公，报社就由北方旅馆搬到财贸小组在原九号院的用房。
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又更名为《经济日报》。报社搬到王府井大街277号原《人民日报》旧址，1949年前，这里曾是《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京分社的办公地点。
但报社的办公条件并未得到多大改善，办公室仍不够用，有一些部门，如总编室夜班等就迁至宣武区的回民中学内。用1993年10月新调到报社任副总编辑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春的话说：这里的工作条件确实很差，在全国新闻界、报界恐怕也是不多的。
1996年，报社全部搬到了今天的白纸坊东街2号，才最终解决了办公用房问题。
这里位于北京南城，据1936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介绍：当时“白纸坊一代商号有20余家，居民十之五六以手工制纸为生活者，平市所售之豆儿纸，多为白纸坊手工业品。”好了，昔日豆儿纸如今变成了
新闻纸，报社所在地为原北京塑料六厂的厂址。
说到几个社址，不能不提及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这里曾是明、清时代的王府，由六七个规模不等的四合院组成。明末李自成进京之初，并没有直接入住紫禁城，而是先住进了这里。
报社搬到九号院时，北面三个较大的院落，据说分别住着、姚依林和张劲夫。有次，我星期天临时有事到报社，无意中透过远处两座房屋的间隙，看到过正在院中散步的。2008年8月20日，这位曾担任过中共最高职务的领导人就是在这里以87岁高龄辞世的。
与报社同在这里办公的还有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家进出口委。当时农研室的主任是杜润生，从1982至1986年，每年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几个一号文件都出自于此。杜老在这所大院里培养和推出一批在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的青年才俊，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与时任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相识，他当时好像是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有时在资料室见到，感到他总是十分忙碌。后来，他带职去了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那里曾掀起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再后来，又听说他离开官场，下海经商去了。
2008年春节期间，在原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的邀集下，我和翁永曦又得以相见，大家聊得十分尽兴。之后，他发给我一篇他的新作，纵论天下大事，依旧是高屋建瓴、挥斥方遒。
2015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在“杜润生病逝享年102岁 曾主持起草5个一号文件”为题的报道中写到：“记者来到九号院时，发现大门紧闭，大门右侧的牌匾上赫然写着‘礼王府’三个字，并标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赵兹曾回忆道，1981年1月，《经济日报》的前身《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由北方旅馆搬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在九号院的用房。报社搬到九号院时，北面三个较大的院落，据说分别住着……”
在进出口委工作的何玉舟是我老高中同学，午休时，我们常在院子里一起打排球，后来他调到商务部任信息化司副司长。2012年秋天，在商务部原台港澳司司长王晖的联系下，我和何玉舟30多年后又见面了，大家边用餐边聊天，都对在九号院的工作经历印象深刻。
九号院的大门口和各院落之间都设有岗哨，由于报社常有访客，时有年轻同事为接待来访者和警卫发生口角。新闻单位和国家机关同处办公，确不方便。
《财贸战线》报头这四个字，在13次的试刊期间，由当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所写，正式出版后改用所书；改名《中国财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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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用的是报社美术编辑侯白君所写的隶书体；《经济日报》创刊时报头的四个字，则是民主遴选出来的。
当时在会议室挂满了社会各界选送来的报头提字，最后决定采用韩绍玉的作品，不仅报社同仁赞之，社会评价也好。韩本人属业余作者，也是我的朋友，至今我书房的墙上，还挂有他书写的“赵兹兄大雅正之”的李白“赠汪伦”诗句。可惜他后患癌症过世，住院时，我还和报社的老同事毛铭三、王秋和一起去看望过他。
1984年10月1日，《经济日报》开始使用新题写的报头，并沿用至今。
老报人
《财贸战线》期间，编辑部人少事繁，同事间交往
密切，和今天报社里上千人的工作状况迥然不同。
报社主要负责人是常芝青，前他先后任《大公报》和《光明日报》总编辑，还是1940年创刊的《晋绥日报》创办人之一。1948年4月，在会见他和报社编辑人员时的谈话，即毛选中的那篇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当时对他的评价是：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
常老身材瘦小，待人和蔼。我至今还记得刚到报社时他和我的谈话，大意是，报社的20多人中，几乎都是老同志，你是年轻人，要努力工作。言语尽管不多，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令我印象深刻。
老同事刘翠华也对我谈起，1979年进报社头一天时对常芝青的印象。她报到后不一会儿，人事部门通
常芝青
上世纪60年代，《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中）、副总编辑李光诒（左一）、
国际部主任刘克林（右一）
与外国友人合影
知她去见社领导，走进办公室，里面有两张桌子，靠前的是一张大桌子，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后面一张小桌子，坐着一个瘦老头儿。刘翠华径直走到大桌子前，恭敬地说：“社长，我是某某某……”中年人则亲切勉励了她一番。等她退出后才得知，其实社领导是后面那个瘦老头儿，与她谈话的则是办公室的薛子英。她这才想起，刚进报社在上楼拐角处，似乎见到个瘦老头儿正坐在台阶上休息。原来，常芝青患肺气肿，上楼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还听常芝青的秘书周慕文说，常老病重住院期间，一次要给朋友写信，小周从报社送来墨水和信封，却被常老退回。常芝青说，我写的是私人信件，你到我家去取墨水和信封吧。小周还说，常老在报社使用的信封都是以旧翻新后再用的。
很可惜，常芝青于1985年8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为更多的了解常老的情况，2008年4月的一天，我约常芝青的儿子常大林在一起谈谈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常老逝世时，、万里、李先念、姚依林、宋任穷、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邓力、朱穆之、胡绩伟、穆青等或送了花圈或到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他还说，常老在《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的职务，直到离休时，一直被称为“报社主要负责人”和“第一把手”，却始终没有被正式任命职务，也没有明确什么级别，可是，这位在193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完全不在乎这些，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直到干不动了。
当年在《财贸战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李光诒。他是1938年的老地下党，解放前，是白区很有名气的记者，曾被国民党政府关押。1949年，他利用报人身份及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为天津的和平解放做出过重要贡献。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平津战役的前线指挥刘亚楼将军曾这样评价说：“平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汽车之家日报我从香港回京工作后，李光诒早已从报社离休多年。我和与我差不多同时进报社，后又同在港台部工作的张聚商议，请她约李光诒出来吃饭，我们想和已年近9旬的老领导聚聚。张聚和李光诒都住在报社在虎坊桥的福州馆宿舍，可之后却好久都没有回音，当时又是大夏天，我想那就等等吧。
谁知，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要做的事必须抓紧去做，否则世事难料，会叫你后悔一辈子的。
2007年9月18日，我在报社附近碰到原同在对外部工作，已退休的老同事诸静华。好久没见面的老大，一句寒暄都没有，就径直问我为什么没有去李光诒的葬礼，并说有好几个老同事都问到我为何缺席。我顿时一愣：光诒去世了？我怎么在报社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啊！
回家后，我马上给张聚打电话，才知她也是在光诒葬礼的头天晚上才得到消息的。我提到原先准备请光诒吃饭的事，张聚对我说，可以告慰的是，她早已把我们的邀请告诉了光诒，老人家当时看上去身体很好，他在表示谢意后，还说等天气稍凉快些再聚吧，因此，张聚就没有及时告知我。但这一等，竟成永诀。
当时《财贸战线》的主要负责人是常芝青和李光诒，而后《中国财贸报》的社长刘海波则是从国务院财贸小组调来的。
报社初期，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还有庄怡、卢贸千、王浩天、高汾、毛铭三、董松泉、刘树烈、谢牧、杨零沧、史济舟、方诚浩、谭鹏、高永毅、高永仁、陶存、李敏、黄文夫、王秋和等一批老同志。
我刚到报社时在理论部作编辑，庄怡和卢贸千是我的直接领导，老庄为人爽快，与理论界的各方人士都十分熟悉，为报社组织了大批高质量的文章。老卢则性格内敛，工作严谨细致，理论功底颇深，两位是
我入门的老师。王浩天后来作了《经济日报》副总编，曾是我在文艺部工作时的主任，他喜诗词，尤擅体育题材，著有《王浩天诗词集》，我曾荣幸获赠一册。高汾是老《大公报》的名记者，在重庆白区工作时，常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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