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邓家彦先生，号孟硕，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政界和学界上的桂林乡贤、国家名流，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党务于国内外。因历史等诸方面原因，先生始终在政界与学界两个领域里游走，在大陆国人中知邓家彦先生之名者少，如果排除歧见，应该说先生的地位很高。
先生诞生于广西桂林，十二岁丧父，生活不幸，但聪敏过人，力学不倦，先后就读于桂林培风书院、体用学堂、澳门储才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日本明治大学、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留学(校名不详)。胜利还都后，先生再次赴美留学，于1949年在林肯大学曾以英文撰《五权宪法之政府（ A Government of Quintuple Powers by Constitution）》 一书，力事五权宪法之阐扬，荣获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一面读书，一面倡导党务，并勉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信条。先生的留学也可以说创造了一个让人敬重的“第一”，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66岁了，是第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仍不倦求学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充分表现出先生学到老的读书精神。
先生于中国文学素养甚深，有《一枝庐诗钞》、《民族语原》、《学锲录》、《西诗学述要》等行世，于书法亦追踪右军，为世宝重。
先生生平秉持三不原则“一不续娶；二不治私财；三不杀生”，平常人不易做到，达官贵人更难做到，先生竟能行之不渝，实在是令人佩服。对升官发财毫不介意，国父五次邀先生出长广西，先生均未接受，夫人谢兰馨女士，以革命世家，妇女先进，勋助先生革命事业，争传人口，功在邦家，信可称为革命党人之楷模矣。
1904年先生东渡日本，以写作收入维系生计。时值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倡“驱除鞑虏；创立民国；革命共和”。先生是在成立同盟会大会开会第一天加盟的，并膺选为同盟会司法部长及广西分会长。
同盟会成立后，先生奉命离日返国回沪，与仇式匡、龚炼白、唐支厦、刘道一、刘揆一等联络青红帮兄弟，以植其基。嗣又赴金陵把晤赵声、柏文蔚、张玉衡、张伯纯诸同志，告以国父及黄克强先生之秘密计划。嗣后先生进抵四川隆昌以教中学为名，实则开办同盟会。先生先后任四川隆昌及成都中学教员，一面暗中宣传革命，一面发展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四川分会。汽车之家日报
镇南关举义，先生曾衔命返桂联络蔡锷先生策应，事毕，即赴美留学伊诺州立大学，并于侨胞同学宣传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府孙中山任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分派在外交组工作，并膺选参议院议员。在参议院议员任内，参议院为讨好袁世凯，乘先生因公赴沪之隙，居然经一读会通过建都北京之案，与国父及黄克强二公主张背道而驰，使之二公大发雷霆怒责说：“好了，我们革了一辈子的命，给你们轻轻的送掉了！”。先生回南京后在参议院开大会时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另提建都南京，复议否决建都北京之一案，多数议员通过建都南京。袁世凯不得已，任命黄克强为南京留守，而中华民国开国的行政与立法机关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1912年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鼓吹共和，宣传主义。先生主持《中华民报》期间，对袁世凯唆使暗杀宋教仁及防止帝制、决定国都、国会选举、制定宪法、以至五国借款等，事关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反对最力，大触袁忌，故二次革命起后，袁世凯捕杀国民党人名单，先生亦在其列。当时上海系属租界，袁党乃控《中华民报》于英界捕房，先生遂被下狱，幸免被引渡。其间国父多方营救，将所乘汽车交王宠惠先生为之变价，偿付辩护律师费
用，足见国父之爱护，自1913年8月23日被拘留时日起，至1914年2月22日止，苦坐冤狱计六个月。
先生出狱赴东京，时正筹改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国父与黄克强、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吵翻，党人议论未定，多有误认为满清既经推翻，则革命已属成功。先生得知后，秉承国父指示，居中奔走说合黄克强、胡汉民，使他们与国父关系日趋融洽，廖仲恺等见势相继来归，予以促成。是年，先生与黄克强同船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攻读博士学位 。
1916年闻袁世凯称帝时，先生即不待学业完成，又与黄克强先生回国筹谋反对，并谒见国父请示办法，国父见其归来甚喜，告以“他日革命成功，我定使汝得偿心愿，读毕博士学位。今天万事莫如救国急，不能再造民国，推翻满清，换来洪宪，犹之以暴易暴，实在有违我当年倡导革命之本意！深望全体同志，均能认清时代，善体我意，则国事非不可为！”迨袁世凯败亡。国父曾经亲口赞先生“民国成立之初，无人料到袁氏有帝制自为之野心，唯邓孟硕一人，洞烛其奸” 。先生遂赴北京，暇事著述，与胡适先生合译《国际联盟规约》一书。
1919 年春，先生与美国人 Mr．Burr 回北京，筹办中美通讯社，并首先透露北京政府对日
借款签订卖国条款等消息，此消息一公开，旋即引发了北京大学生们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即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因先生所引发，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所及，信非浅也。
1920年，先生曾衔国父命与北京政府商谈国事，终因北京政府缺乏诚意，乃经沪随国父回粤，筹策北伐大计。
1920年，先生膺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宣传部长，因鉴于同志之宣传文章立论不一，频感有统一之必要，请国父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公开演说《三民主义》，使党内同志言论有所遵循，国父欣纳先生之建议。此为国父首次公开演讲《三民主义》，当时宣传部记录此次演讲原为白话文，呈送国父核阅，国父悉改成文言，先生亲自请示国父，是否赞成文言，国父答曰：“我当然赞成文言”。
国父率师北伐入桂，任先生为最高会议十参议之一，并任为广西国民党支部长。
1920年11月9日至2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连载先生所译罗素（Bertrand Russel）名著《自由之先路》，内容深刻，发人深省，而先生译文流畅，二者相互辉映，频值一读。
1922 年，先生衔命赴德，谋中德间之合作。一次国父在给先生信中写到“如有促成中德合作，致中国于富强，则功业当在四万万人之上也”。先生留德三年，办党、办外交、读书、买书、乃至接济苦学生，皆靠先生有限的马克，勉强支持，国父在粤，贫病交加，虽常通讯，不名一钱，直至1924年11月回国。
在德期间一天，朱德、高语罕、廖焕星等邀集留德同学多人在柏林工科大学请先生去讲演，先生的讲题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那时正是外蒙古库伦宣布独立，先生借题发挥，严斥苏俄唆使外蒙古独立是帝国主义云云，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朱德气愤填膺，冲上讲坛，欲反驳先生之讲词，听众不约而同，陆续散去，朱德亦沮丧而退。
先生熟知偏激的马列主义，残暴独裁、不民主、不自由，主张阶级斗争，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有毁灭我中华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不宜实行于中国。并深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其最毒的政策，就是：“打倒老同志”。他们知道国民党的老同志多数是爱国爱党的，若不先排除这些忠贞于国民党的同志，他们与苏俄便难逞其阴谋。他们捧上几个革命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重要人物指为左派，是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把识破他们把戏的人，硬说是腐化分子，使整个国民党分裂两派，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先生在德国时上国父之万言长函，痛陈
容共之不可，敷陈反共救国之道，则已为汪精卫等左派所接获，故他们对先生频存敌意。先生后遇汪精卫时，汪精卫亦告先生曰:“君有长函致先生（当时先生等均以「先生」称国父）者，文笔极佳，弟已拜读，佩服之至，但先生「国父」正在病中，但未敢上呈，以免触怒先生「国父」也”。而先生反共先知，固非当时论政者所可及也。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先生在德国，承国父提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而廖仲恺等力加反对，因他们早已洞悉先生之思想不能与左派妥协，但国父力挺先生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先生在德国奉到中央海外部通知，要先生在德国不独是办党务，而且还有一种秘密的外交，那是国父手谕先生要做的。
1924年11月，国父应段祺瑞邀，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行前电谕先生归国，且汇美金一千元作盘费，先生与夫人谢兰馨绕西伯利亚回北京。惜当时国父病在北京饭店，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李大钊等苏派扬言医生不许见客，先生未能见国父。
近百年的历史变迁，民主社会体系中的国家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兴旺的发展，与共产国际
运动体系中的国家（名存实亡）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不断的衰败之对比，佐证了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是国、共两党的论政者所不及。
国父去世前的遗嘱，由汪精卫草拟，草成后汪精卫未出席国父遗嘱讨论会，由吴稚晖携来，当众朗读，逐句讨论。读至“联合苏联，共同奋斗”时，先生即起立反对，说“今日联苏固然待我友好，他日如万一国际情势变化，则又将如何？且总理之遗嘱必公开发表，昭告国人与世界，岂能如此措词？”，讨论结果，按先生意思改为“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国父逝世后，党人各谋增厚实力，备以后活动。先后向先生拉拢者有三人，汪精卫、宋庆龄、孙科，先生均未同意，在北京继续努力革命与反共之事业。
西山会议虽标榜反共，而是非不明，敌我不分，且倾轧争哄，自坏长城，先生在此一时期著《为什么要反共产》一书，印一千册，交石青阳散发，以广宣传。
1926年，先生在上海与马素创办《独立周报》，马素负责筹款，任社长，先生任总主笔人，实际主持编辑。美国传教士著有《赤恐怖（Red Terror）》一书，坚决反共，内容丰富，先生陆续译成中文，登载《独立周报》副刊，可称为早期之中文反共文章。
章太炎在上海发起反共大同盟，章太炎领衔，而由先生实际负责。困于财力，乃以《独立周报》为机关，与青年党和参加清末革命之同志，贯彻反共主张。
1927年先生随李济琛回粤清共。
1928年冬，先生应邀担任李济深之第八路总指挥部秘书长，李济深为先生之晚辈，论革命，为后进也。
1931年夏，粤桂反抗南京中央政府时，先生虽因此而受牵累入狱，然以心迹光明，终得吴稚晖、蔡元培保释，并恢复其原来之中央执行委员职务。
1934年元月，先生亦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迄至国家行宪伊始，始解除此项职务，前后达十四年之久。
1935年，林森主席与蒋介石委员长原亲临轩辕黄帝陵主持，旋闻共产党有异图，乃中止此行，改为先生代表国民政府与邵元冲先生代表国民党党部首次致祭轩辕黄帝陵。先生有诗纪行，见先生著《一枝庐诗抄》西北吟卷中。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七日，国民政府敬派委员邓家彦代表致祭于桥陵日：
惟帝徇齐敦敏，精德立中；始制法度，肇修人纪；革榛之俗，治化之途；六相干以佐隆，百家由兹托始；武烈文谟，迈古铄今；生民以来，巍乎莫尚。弘惟五族，仰托灵庥，远遵盛轨；凡以弼我丕 基，必求无恭前烈。缅怀食德依仁之久，弥深水源木本之思。今者 烽燧未靖，水旱间苦；夙夜孜孜，常殷悚惕。谨派专员代表举行秩祀，冀林爽之默赞，溥德泽于斯民。鉴兹微忱，尚其来格！
惟帝徇齐敦敏，精德立中；始制法度，肇修人纪；革榛之俗，治化之途；六相干以佐隆，百家由兹托始；武烈文谟，迈古铄今；生民以来，巍乎莫尚。弘惟五族，仰托灵庥，远遵盛轨；凡以弼我丕 基，必求无恭前烈。缅怀食德依仁之久，弥深水源木本之思。今者 烽燧未靖，水旱间苦；夙夜孜孜，常殷悚惕。谨派专员代表举行秩祀，冀林爽之默赞，溥德泽于斯民。鉴兹微忱，尚其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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