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产生背景
1、经济背景
1、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
1984年国企改革迎来较为重要的一年。当年3月，《福建日报》刊登了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要求国有企业进一步放权。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下放权力。当
1984年汽车之家日报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
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多种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1984年，“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 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使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引发关注，承包经营责任制也逐渐推广开来。
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展开，它改变了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体制。
2、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
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2、社会背景
1987年是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把私营经济当成是公有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从此私营经济获得合法的地位。
由于当时国内物质匮乏，物质供应跟不上需求，物质供应还未摆脱凭票购买的局面，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品特别是生活消费品缺口很大。国内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卖方
市场，只要厂家生产出来，就很容易卖得出去。现在的家电巨头就是在当时已经开始暂露头角，服装鞋帽类民营企业开始一显身手。
80年代后半期，主要是90年代，公有制的存量慢慢开始改革，把集体所有制卖给职工、厂长，分给大家，到后来把国有企业或者卖一个车间卖给职工、厂长，这样使得存量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分两块，一块是存量，后来增加了一块私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除此之外，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是存量改革，即把国有制企业逐步改为私有制，因此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通过这两个办法发展起来的。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
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
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
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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