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张荣大谈柴达木往事
汽车之家日报作者：***
来源：《柴达木开发研究》2021年第02期
        新华社青岛支社原社长张荣大先生，是从柴达木走出去的知名记者。荣大先生青年时投
笔从戎，参加青海农建第十二师，后凭过硬的笔杆子调到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青海分社的12年间，他把柴达木当作采访根据地，先后16次到海西州采访，《火车开进柴达木》是他向国内外报道的作品之一。他调到故乡山东已有30年了，3年前我为编纂“柴达木文史丛书”向他约稿，由此“激活”了他对柴达木的记忆，使他在很短时间里陆续编写出与柴达木有关的三部书稿。我有过短暂的记者经历，对荣大先生的人生历练颇感兴趣，故学他做了一回采访，了解他当年在柴达木采写新闻的事。
        盆地圆梦
        张珍连：张老师，新华社记者大多是写作高手，您出手很快，我佩服。您的功力是怎么练成的？
        张荣大：我不是出手很快，我是喜欢写作这门活。我出生在大文豪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是听着传说故事长大的。从小酷爱文学与写作，立志要当记者与作家，这成为我人生的一大梦想。
        尽管当年肩章上连“一道杠”都没有混上的我，斗胆加执着，从写好作文学起，向媒体多
投稿问路。高中语文老师刘学敏曾选择我的《博山公园游记》等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解读，这对一个正在朝着理想迈进的学生来说何其重要。处女作《从弟弟的课文中想到的》是我上高二时发表在《淄博日报》，曾在学校引起了不小反响，从此我在写作道路上一直笔耕不辍。前些年被母校首批授予“功勋校友”，我曾回访母校，应邀给学生做报告，同学们说受益匪浅。
        当年，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心中的梦想和追求却没有半途而废，1964年9月到1965年9月上旬，我在老家博山区城东村居委会和博城公社（当时为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博城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中，我为博山广播站撰写了大量稿件，有的作品发表在《淄博日报》上，在博山这座山城也算崭露头角。
        张珍连：大文豪故乡的人啊！原来您在来青海之前就已经学会了采访报道，并有了不俗的表现。
        张荣大：应该说是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并小有成果，因而信心就更足了，立志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成功不罢休。人生光有理想不行，贵在坚持，这是成功的原动力。1965年9月，我参加青海军垦后，更加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我用写作追逐梦想，展示前景，很快我
被调到团部宣传处当了新闻干事，并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了半年，不久又调到师部宣传科当了新闻干事，28岁时被提拔为副团职宣传科科长。其间，我到新华社青海分社学习数月。在新华社和青海日报社期间都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稿件。
        常言说，机遇的大门永远向着有准备并努力着的人敞开。也许应了这句话吧，最终我一跃“龙门”，调入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
        张珍连：新华社是个写作高手云集的地方，就是青海分社，当年也是记者众多的新闻单位。您是如何在这里卓越成长的？
        张荣大：在新华社青海分社当记者的岁月里，我以吃苦耐劳和在重大工程以及柴达木开发建设新闻报道中善于独立作战而见长。我每年深入边远地区采访长达七八个月，四进西藏，五上唐古拉，十六次到柴达木，常年活跃在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和盐湖、油田等最艰苦的采访第一线，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足迹。那些用满腔热情写出的颂扬高原建设和高原人的新闻作品，至今仍回荡在我的心中，常常被人提起，这是我留给青藏高原和柴达木赞美的歌。
        张珍连：您是从柴达木走出去的新闻记者，对“第二故乡”投以了怎样的关注？
        张荣大：柴达木是祖国的聚宝盆，这里也是新闻采访的富矿。
        我在柴达木时，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了三条“天路”——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的采访，与人合写的长篇通讯《征服“世界屋脊”的又一曲壯丽凯歌——记纵贯青藏高原的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深受好评。《青藏铁路铺轨到格尔木》《荒野中的新城格尔木》被称为红花配绿叶的报道，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对外报道十大好新闻之一。记述铁道兵英雄事迹的《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记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察尔汗盐湖架彩虹》等，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之路》和1万多字的《将军与孤儿》，讴歌的是当年带领大家修建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读来仍有一种震撼力。
        张珍连：作为柴达木人，我对您的新闻贡献表示钦佩！您赠送我的那套九卷本《我与新闻三十年》中的第一卷《高原手记》里，收集的都是您当年在青海采写的新闻通讯，写柴达木的占绝大篇幅。
        张荣大：是的。我虽然离开青藏高原到青岛30多年了，但近3年，写青藏高原和写柴达木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段不同寻常的阅历激励我向写作的新目标冲刺，我仿佛又回到
了当年充满活力的采访现场。除了发表过许多回忆文章外，我还编撰了多部著作，由你担任主编的5辑30本大型丛书——“柴达木文史丛书”其中的《火车开进柴达木》一书就是我的专著。2015年12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天路天路》一书，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最近又编撰了二十六七万字的《柴达木人》一书，将择期出版。
        我对柴达木的情，是一生的情。柴达木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圆了我当记者、当作家的梦想，我会为唱响柴达木，尽自己所能。
        采访风险
        张珍连：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可我感觉，跑新闻是件苦差事。您是如何理解记者工作的？
        张荣大：记者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苦中能享受到成就感，这是我爱上新闻工作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倾心倾力地原动力。尽管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出名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单位，有的单位大发展了;我报道过许许多多的地区，有的地区大变样了……可我依然是
我，一名痴心不改的新华社记者，长年累月在一线捕捉新闻，夜以继日地赶写新闻，直至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海拔高、风沙大、缺氧干旱。我每年总要去柴达木两三次，每次一转就是一两个月。这里气候变化大，茫茫戈壁绵延千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窟。每去采访一次，自然要经受一次艰苦生活的磨炼。
        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当记者，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很难干好工作的。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在青藏高原当记者苦中有乐。一个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要是能够在艰苦的高原地区脚踏实地干上几年，会大有益处。
        张珍连：您能否谈谈在柴达木的艰苦经历？
        张荣大：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坐长途汽车到香日德采访，晚上九点多才到，我又累又饿，巴不得吃顿可口热乎的饭热菜驱寒逐乏，但到饭店一看大失所望，只剩下凉馒头和凉羊肉汤。端上桌的羊肉汤漂着一层白花花的羊油，饭厅里的气温少说在零下几度。为了喝口热汤，我不住地往碗里加热水，饭吃得没滋没味。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采访遭遇时常发生。
        1976年11月，我和几名同事第二次去采访格拉输油管线建设。一天，我们在海拔4700米的二道沟兵站住宿，由于砖砌的土炉子和火墙已失修，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满屋子是烟，我们只好作罢。室内零下十五六度，我们“全副武装”，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子，钻进冰冷的被窝里，一夜冻得透心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一天的采访工作。
        张珍连：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不仅面对艰苦的环境，还可能遭遇风险。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张荣大：在高原地区采访，有时会有生死的危险，这话绝非危言耸听。1982年8月，我与同事马集琦到德令哈市可鲁克湖涉水采访养鱼专家应百才，就遭遇了一次危险。
        应百才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原在中国牧业科学院工作，1970年到柴达木工作，后来他决定去可鲁克湖养鲤鱼，大获成功，让柴达木人吃上了肥美的新鲜鲤鱼。去采访他时，由于渠道水深无法驱车，我们就步行10多里去采访。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约莫走了一半的路，朝前眺望，我们傻眼了：四处一片汪洋，道路被淹没了。我们顿时没了主意。原来是雨水季节，河水猛涨，溢出河堤，淹没了农场的大片庄稼地，给我们
这次采访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水天之间，我们远远望见了似乎漂浮在水上的鲤鱼养殖场。先试探了一下，水不算太深，就干脆拄着一根树棍从农田涉水朝养殖场走去。淹没农田的河水是冰山融化的雪水，冰冷刺骨。蹚水走了几百米，水还比较浅，越往前走水越深，逐渐漫到小腿处，更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水深浅莫测，有的地方水深漫到腰部，最深处到了胸口处，让人胆战心惊。幸亏有木棍试探水的深浅，否则掉到深坑里就没命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这只脚刚刚从稀泥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泥水中，有时挪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们两个人从头到脚全是泥水。我们在水中大约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又饿又累，身上不住地冒虚汗。眼看要挪不动的时候，渔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并有两人蹚水过来，把我们从深水中救了出来。
        事后我们撰写了《养鱼专家应百才》的稿件，我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可鲁克湖涉水采访》的文章，这次冒险一辈子难忘。
        张珍连：应百才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上了画册的德令哈大鲤鱼是他引进饲养的，可不知道宣传这位水产专家的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张荣大：还有一次采访，在茫崖，可谓是风雪脱险，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1982年2月26日，我们一路采访已故的穆迈努斯·依沙·阿吉老人的事迹，他是乌孜别克族，为柴达木初期探宝和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到茫崖拜访老人的女儿柴达木罕，当晚返回花土沟住处时，遇上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当汽车驶出茫崖镇三四公里远时，我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只见从左侧的山谷间，几乎擦地刮来暴风雪，似洪水翻滚，如飞瀑倾泻，眼前漆黑一片，气温少说也在零下20摄氏度，我们穿着皮大衣还冷得打寒战。如果汽车出了故障，或者跑出公路陷进沙坑，那是非常危险的。
        天无绝人之路。老向导阿吉老人的儿子买买提是陪我们一路采访的，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熟悉。他果断地向司机唐召明发出指令：“千万不要下公路，直着往前开。向左打！往右靠！加快速度！”司机唐召明精力高度集中抓紧方向盘，我和张万象两眼紧盯买买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同舟共济，我们与暴风雪艰难地搏斗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像买买提说的那样，汽车冲出5公里路程后，我们终于从暴风雪中突围出来。旷野又恢复了宁静，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真是不堪回首。我和张万象、唐召明事后多年重逢在北京时，还心有余悸地谈起茫崖
风雪脱险那段经历，可以说我们三人是新闻界的患难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