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3期山东社会科学No．3总第19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9
刘晓琰张礼敏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300072）
［摘要］淮阳的布老虎，从艺术形态上看似乎是颓废的，也似乎是一种保守，因为它过于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真正深入地做一次田野考察，才发现它简单的艺术形态背后蕴
涵着极为丰厚的民俗信息。淮阳布老虎艺术形式因信仰而产生，伴随民俗活动而延续，历经
世代传袭，外在的艺术形式最终与内涵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从审美角度看，背后观念性的东
西决定了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心理。因此，我们不可低估民间
信仰对艺术形态与审美心理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淮阳布老虎；艺术形态；民俗信仰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3－0070－05
在浩如烟海的民间艺术中有一枝格外引人注目的奇葩，中国“虎”文化的代表———布老虎艺术。“龙显与天，虎隐于地。”龙与虎文化来自原始图腾崇拜，至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后，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虎则落入民间成为庇佑千家万户的神明。中国人对生命及生命的延续历来是非常重视的，祈求无病无灾、长命百岁是民间恒定的主题。孩子一出生，就把养育生命的重担交给了女性，母亲为孩子做虎头鞋、虎头帽、虎肚兜、老虎枕头、布老虎等以求庇佑孩子健康成长，这个“母性的艺术”是全国性的，她们手中的针线寄予了多少温情、希冀，把所有的寄托一针一针缝进这个小小的布老虎里。母亲们用巧手沟通了现实与理想、生活与审美，创造出了一个个千姿百态可爱的老虎形象。相比之下，淮阳的布老虎制作没有繁缛复杂的工艺，没有母亲细腻的情感寄托，艺术形态上千篇一律，更接近图腾崇拜。如果说“母性艺术”的布老虎是原始图腾的延续发展，淮阳的布老虎好像时光停止了脚步，它的“复古”艺术形态倒更具有原始性。
一、诗性的集体艺术行为
淮阳的太昊陵人祖庙会，会期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又称“二月会”，有两种与生殖崇拜有关的民间艺术品为其所独有，一是淮阳的泥泥狗，二是淮阳布老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庙会的标志和代言。淮阳庙会规模很大，顶峰时每天达80万人次，布老虎每年在庙会期间的销售量有数百万只。淮阳布老虎不仅销售量大，还有区别于其他产地的显著特点：集体生产，庙会时集中销售。这种文化现象很独特。
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某种观念在文化系统中起了主导作用，且这个观念具有恒定性。吕品田在《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认为，民间美术有三种“恒常主题”，显然与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三项基本条件以及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保持着对应的关系：一、祈子延寿；二、纳福招财；三、驱邪禳灾。①淮阳太昊陵庙会又叫人祖庙会，起源于对祖先伏羲氏的祭拜，在中华民族先祖的世系中伏羲位于炎帝和黄帝之前，为“三皇”之首，是人文先祖。在淮阳一带，伏羲被百姓尊为“人祖爷”。淮阳布老虎艺术的产生与人祖祭祀有直接的关
收稿日期：2011－02－08
作者简介：刘晓琰（1972—），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师，《年画研究》编辑，美术学硕士。张礼敏（1980—），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5页。
系。我们来看一则当地关于伏羲兄妹成婚的传说：宇宙初开之时，天塌地陷，世上只有兄妹二人后，为繁衍人类，便商定滚石为媒，合而成婚。成婚之夜由于伏羲羞于看见妹妹，遂自变成老虎模样，女娲则带着草帽出嫁，才使人类得以延续，老虎便是伏羲和女娲的化身。民间的观念向来是以人类生命繁衍为主脉产生与发展的，淮阳布老虎艺术正是在这种民间观念背景下产生的，它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装饰品和玩具，是早期人类生殖繁衍崇拜的物化象征。民间一旦确定了某种信念，对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是
虔诚的，特别是对赋予了超自然能力的神物，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人们对老虎身上的生殖神能深信不疑，特别是沾着人祖灵气的虎。求子者把虎“请”回家去，期冀虎身上的这种生殖力能影响转化到自己身上，繁衍生命，早得贵子。尽管生殖崇拜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通过充沛的生殖能力来抗争自然灾害、疾病等以求得生存繁衍，这种与基本生存要求相关联而形成的民间俗信，即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保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则灵，不信则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虎”信仰文化的一种延续与认同。
民间信仰一方面有突出的功利目的，其特征具有顽固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在其实用性、功利性的现实主义诉求中又有生发性和多变性。先民在认同了老虎能助人类生育繁衍的神力后，在其恒定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赋予了积累财富、保佑平安、祛除疾病等趋利避灾的能力。至此，老虎如其他的民间神一样，所承载的关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切功能得以全部实现。民间信仰这种有选择的塑造特点，追求现实生存之道的世俗心态，从表面上看是人们生存欲望下的一种文化选择，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深层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基于上述种种民俗心理，在淮阳人祖庙会上，来自不同社会体的人们自觉地加入同一个祭祀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信仰的力量能把若干分散的个体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庙会期间，人头攒动，人流如潮，时常有三五成的妇女担着花篮在“统天殿”前或陵墓前唱耍，当地称其为“担经挑”。据考证，这种流行于太昊陵“进香会”上的“担经挑”是“原始社会以舞祭媒保留下来的一种遗俗”，“担经挑”唱词也大多与伏
羲女娲繁衍人类有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香客们随着巨大缓缓前行的人流，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心愿，虔诚地将高香、纸钱投入堆积如山的“人始门”香火中，人们的祈盼随着香烟烛火的升腾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与满足。在朝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凡来太昊陵的香客，尤其是女性，要用手摸一摸象征女性阴部的“子孙窑”，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子孙健康。
当一系列的活动完结，朝拜的人们带着满足与希冀，还要买一只神物回去———淮阳布老虎。至此，整个庙会完成了祭祖、娱神、求子、祈福、娱己的全部功能。
民众的这种希望家丁兴旺、生活富足美满的要求，是自然、朴素、真实的，从这一点上讲，淮阳布老虎艺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淮阳布老虎因信仰而产生，集体制作，依附庙会集中销售，体消费，从而流传至今。这样看来，淮阳的布老虎艺术并非以静态的单纯的艺术形式展现给我们，而是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动态存在。事实上，从农历十月过后，田里的麦子一种上，放下手中锄头的妇女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造虎”运动，家家户户涮染布，男女老少缝布虎。虽然离庙会祭祖还有一段时日，但其赋予的民俗观念随着一只只布老虎的产生，在人们心里滋生并逐渐强壮起来，直至二月二的到来。
一个庞大的体还有牢固的民间信仰，跨越5个月时间共同完成了一个诗性的艺术行为。这个行为的完成，不是靠一同类的艺术家，而是靠来自许多不同区域的流动性的社会体。
二、世代因袭的象征符号
每年有几百万只布老虎被制作出来，自然会令人想到淮阳的布老虎是五花八门、形态各异的，其实并不然。淮阳县制作布老虎的作坊主要集中在白楼乡的庞庄村，这里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制作布老虎，尽管花略有不同，但从外形模样上来看大体一致。而且整个村子就像是商量好了，做的几乎是一个模样。
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人们固守了多年的区域生活模式，民俗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过去，孩子出生、过百岁，为庇佑孩子健康成长，母亲用巧手为孩子制作虎头帽、虎头鞋、虎肚兜、布老虎的习俗日渐消退，甚至已无迹可寻。有些地区虽然还残存着一点踪迹，但随着俗信观念的淡化，手工布老虎的民俗功能逐步减弱。尽管地方政府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中，着手做了一些抢救工作，终究缺失了民俗情感，布老虎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单纯的民俗装饰品，似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况味，昔日饱含了多少亲情希冀与母爱寄托的布老虎文化注定要化为一种历史记忆。
在全国各地布老虎面临濒危与消失的语境下，有了庙会，有了集体的参与，淮阳的布老虎却显露出了它的“虎虎生机”，依旧表现出很强的民俗实用特点。首先，淮阳的庙会是一年一次，布老虎也是一年一换。当
地有“一买买三年”的说法，意思是说，必须连续买三年才能灵验，在这种俗信心理的暗示下，更增加了布老虎的神秘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淮阳布老虎的消费。其次，布老虎是附加了神能的象征物，并不是纯粹作为玩具与装饰品出现的，所以并不太重视它的艺术形态，制作工艺也不太精细。从以上两点来看，淮阳的布
霸天虎标志老虎似乎是作为一种消耗品来使用的，与民间木版画———纸马有点相似，造型粗犷，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纸
马与年画不同，前者不需要张贴，祭拜后都要烧掉，纸马只是作为附加了民俗信仰信息的一种符号来使用。从这个角度讲，淮阳的布老虎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淮阳布老虎的艺术形态与纸马一样，不是写实，是意向。
萨特在他的《想象心理学》中说：“意向在本质上，在其本来的结构上就是象征性的。”①对于艺术的象征，博
厄斯阐释
：“越是象征之物，形式就越简单。只有当某种装饰品的解释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稳定地形成以后，这些情况才成为普遍的现象。
”②如上所述，淮阳布老虎既然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物，它们自身的艺术形态特点有着体共同的认知。“这些符号性质的事物表象和关于符号意义的‘说法’，在长期的辗转流传过程中已不同程度地模糊或丧失了它们的原始实践意义，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观念符号。作为观念性存在，这些符号通过集体意识的渗透作用
深入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识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共同语汇。”③中国民间俗信的相对稳定发展，为民俗艺术
符号的传承铺设了一条恒定的路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约束力，并世代遵循传袭下去。人们对传承下来的
这类“艺术符号”的顽固认知度，在随后的田野考察中，也得到了验证。对于“闯入”庙会的外地布老虎，人们
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
人们更在乎的是那庙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具有神力的淮阳布老虎。“民间的审美是共性的审美，必须是这一地域人们的审美都变化了，它才会悄悄地发生变化。
”④对于人们习惯了某一种特定艺术形式的现象，
博厄斯也认为：“一种形式一旦固定下来，人们拒绝接受任何新的、不熟悉的形状，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的觉得某种形式不妥当；有的对用具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或宗教的价值。”⑤所以，我们就可
以理解庞庄村堆积如小山的布老虎为何是一个模样了。
因布艺作品不易保存，我们只能见到40年前的淮阳布老虎，对于更早的样式，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就家
族传承的特点与制作工艺来看，
结合传承人的访谈口述，还有台湾汉声杂志编纂出版的《虎文化》一书中刊登的七八十年代的布老虎图片，基本可以断定，淮阳布老虎的样式几十年来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化。从淮阳布老虎的艺术形态来看，古朴、神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始艺术的特性。这与淮阳泥泥狗有着某种一致性，泥
泥狗被专家学者誉为
“远古时代的活化石”，因为直至今日，依然保留了它原始宗教艺术的韵味。既然人们需要的是一个神物符号、一个消耗品，就没必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一个打扮花哨的外地布老虎。淮阳的布老虎制作起来方便简单，适合大规模生产且无长期把玩价值，里边的填充物基本上是易得、廉价的木屑，近年来也有用化纤棉填充的，整体制作成本低廉，售价只有几块钱。在这一点上，淮阳布老虎做得恰到好处。
三、从内涵到形式的完美转化
从表面来看，作为一种民俗符号的民间美术作品似乎不一定具备审美价值。其实不然，云南甲马、内丘纸马等之所以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不只是它们承载了大量的民俗信息，更主要的是同时具备了很高审美
价值。淮阳布老虎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包涵了太多的民俗信息，
艺术特征反倒被这种功利性质所遮蔽。淮阳布老虎造型简单，
全身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装饰，但越看越觉得有味道。为什么并不复杂的艺术形式会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一种艺术形式并不因为其单纯就缺乏了艺术的力量。没有解释就没有审美，这个现象背后必定有它合理的解释。在艺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上，黑格尔强调艺术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性，认为美在于内容与形式
的有机统一。当人们集体参与这个符号制作时，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老虎的形象展现至被绝大多数俗民所接受和认同。在把握内涵与形式的关系上，民间是智慧的。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对量的需求，就要求在制
作上尽可能简单化，
这是一个对物象高度概括与提炼的过程，消减了工艺性，彰显象征性：老虎身躯和尾巴都大幅度地收缩，四肢也极度简化，只留一个大概的虎的轮廓。民间艺人在制作过程中进行了简约而合理的处
①②③④⑤［
法］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褚朔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55页。［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93页。吕品田
：《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357页。冯骥才
：《灵魂不能下跪》，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352页。［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39页。
理，为了方便快速制作，老虎的身体由两块布拼接而成，在裁剪时尽量不要出现很大的弯曲度，形成一个简单的长方形状，这样的造型更适合手工的缝制与缝纫机的匝制。这种简括而又传神的象征表达手法，让人想到汉代石刻“因势象形”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神态和动感，以粗犷的形式表现内在的精神世界。从事绘画的人都知道，越简单的造型越需要概括，越需要写意，越写意的东西留给观者的想象空间越多，正如一句话所说：“三分像七分想，越想越像。”
即便是简化，民间的处理手法也不会因此而草率，老虎的主要特征丝毫没有忽略。民间艺人对虎头给予着意的刻画，为了表现出虎的威力、辟邪的神性，又圆又大的眼睛和龇牙咧嘴的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张。
据台湾汉声编辑室编篡的《虎文化———论述篇》①中认为，“臣”字型眼、方嘴獠牙为“商周型”，是商周时期文化的遗存，桃形鼻子、圆眼是良渚文化的遗存。从七八十年代遗存的淮阳布老虎考证，这两种艺术形态的五官都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淮阳布老虎五官的形质结构上保留了“祖形”艺术特征，并没发生很大的变化。形象夸张之后，老虎的神态更为准确生动。在淮阳布老虎艺术发展的进程，一部分艺术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庞庄村63岁的龚兴英大娘为我们恢复了40年前淮阳布老虎的样子，她在缝好的布老虎内填充木粉后，开始拿笔画老虎圆圆的眼，之后画了鼻子与嘴。眼部的形状与现在花戳盖的“臣”形眼睛明显不同，可能圆眼睛画起来远远要比“臣”形好掌握。最后她在虎背及两侧的肚子上画上了简单重复的平行排列的几条曲线，又在曲线中加入了几个圆圆的装饰点。“装饰的产生和显露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功能实用，也不是为了认知性的对外在自然想象的纯粹模仿和想象的记录。”②依照我们简单的理解，会认为曲线想表达老虎身上的斑纹，其实这并不准确，从加入的圆点作为装饰来看，曲线则是表达一种美感的需要。以前淮阳布老虎中可见同样的现象。在七八十年代的淮阳布老虎身上，出现了螺旋纹与不规则的曲线，还有一只老虎背的纹饰是一只蝴蝶。从现在的淮阳布老虎身上的图饰看，大部分用花卉，已与自然界老虎的斑纹无任何写实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当地具有“远古活化石”之称的泥泥狗，作为远古图腾崇拜的艺术遗存，泥泥狗的装饰线条与布老虎有着一致性，都是简单的线条进行横向的有规律的排列。在彩上，淮阳泥泥狗通体黑，身上线条多采用红、白、绿、黄绘制。我们再来看一下淮阳布老虎的彩，从遗存与现在的淮阳布老虎考察，见到的彩有黄、黑（蓝）、红三种。黄布老虎身上用了黑、红、白、绿四种颜，而在黑（蓝）的深布老虎身上则用了红、白、绿、黄
四种颜，红颜的布老虎身上的彩是白、绿（蓝）、黄、黑。有一点需要厘清，红布老虎的出现是在90年代后期，红颜的使用与民间认为红能驱邪的心理有关。尽管红颜布老虎绘图彩上有了细微变化，绿偶尔也使用蓝来代替，但彩的使用仍是以前系的延续并呈现出类似规律，这些均能说明其与泥泥狗的近亲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讲，淮阳的布老虎艺术仍具有原始性特征。
为了能批量生产，曲线与不规则曲线的纹饰现在基本上不再使用，改用花卉图案，这种变化发生在90年代后期，花卉图案用盖戳的方法来完成。至于曲线纹饰的消失，笔者考察的原因是，为了快速生产，出现了盖花戳的工艺，民间一般用比较软的木头或者泡沫来简单刻出花卉与叶子图样，在虎身上加盖时，可以根据需要盖一个或多个，组织成丰富的画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曲线用花戳盖并不如花卉方便。淮阳的布老虎在制作上能简则简，这与其他产地的布老虎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其他地区的布老虎在工艺上好像一直不厌其繁、不弃其精，往往布老虎做出来就像是展示一件艺术品，以此来评判谁家的女人更巧。但在淮阳制作布老虎的女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手绘时代的布老虎较之现在盖花戳的更具有原始艺术的韵味。尽管现在的淮阳布老虎工艺上有了些变化，消减了手工绘制的情感，但简化的工艺、简化的造型，依然能表达它应有的民俗思想，还继续保持着它的原始姿态。
“民俗的稳定状态、风俗习惯、民俗思考原型等，在社会中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变化，构成了社会生活中有
独特形态的一部分。文艺作品反映的体现本质的生活，应该比一般的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③反观淮阳布老虎艺术现象，淮阳庙会民俗信仰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稳定的民俗信仰、民众参与、集体创作，把淮阳布老虎艺术的形式与内涵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
①②③曹振峰：《虎文化———论述篇》，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汉声编辑室2009年12月版，第63页。徐建融：《形式与意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8页。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99页。
四、民间美术审美中的民俗信仰问题
淮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保留了两样原始的艺术形态：泥泥狗与布老虎。我们对这两样民间艺术品的
认知，似乎一直有一种“怀旧”的情感，在它们身上能体味出一种久违了的民俗民风。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
很多是为了传递某种语义而组成系列的符号，是社会与人赋予了这个符号意义，这样，艺术形态与人们情感
之间产生了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关系
。“有些艺术品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感染我们。不仅形式能激发感情，形式和人们想象之间紧密联系也能激发感情。换言之，由于形式反映了过去的经验，或形式有某种象征，在形
式上表达了一定的内容时，人们的艺术享受又增加了新的成分。
”①看来民间艺术形式的表象并不是审美的全部内容，
是审美过程中某种情感产生了作用。“人们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他们。
”②现代艺术无论怎么感人，当我们面对原始艺术形式时，依旧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与冲动。原始形式极具张
力与感染力，若从审美意识心理的角度来看，“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以情感为中心的审美心理功能中，审美
意识的本源乃是情感的产生”③。渴望生活幸福美满的民间观念来自于现实生活，是最为本真的、朴素的要
求，
是有血有肉、有灵有情的生命诉求。这种与生命最接近的最为直接的要求，很容易把我们每个人都联系起来，具有普世的特点，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它融合着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文化的表达及认同机制。毕竟理想不等同于现实，人的生命意识诉求在现实条件的阻碍下一定会寻一种方式释放与
表达，
这种需求也会升华转化成一种深层次的情感需求来影响审美心理。其实，这种审美心理阐释的是我们对自己早已根植内心的“母性文化”的一种“怀旧”情结，蕴涵着普遍的乡土情怀。在淮阳的庙会上，物质与
精神、客体与主体、生活与审美，悄然无声地沟通了这种情感。休谟也曾说过
：“美不是事物本身中的性质；美只是存在于静观事物的心灵里。”“纯粹实用的记事符号，一旦在结构上进入感性化、节律化的，变得抽象
化、节律化，便进入了审美的状态，体现出了人文的情调和生命的意识。”④为什么我们需要民间美术，也是基
于以上这个理由的。
“一件特定的作品能够起到通俗艺术还是高级艺术的作用，取决于它如何被解释以及如何为公众所用。”⑤民间美术作为通俗艺术，体现的是大众心理欲求的符号形式，“个体对符号形式的共同欣赏，这些形象
有助于将个体联合到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之中”
⑥。在审美经验与审美快乐的暗示下，促成这两种心理活动活跃地交互作用的关键因素正是民间文化观念。
民俗信仰对于民间美术作品的艺术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能让民间美术作品充满激情，形式更有意味，
表现得比精英艺术更真实、更健康。淮阳的布老虎、泥泥狗能保留原始的形态，固守自己的样式，主要还是民间信仰的存在。民间美术之所以频频受到冲击并发出濒危信号，其根本原因是民间信仰的缺失。当然某个民间传统形式面临着冲击与威胁，并不意味着它的完全灭绝，在艺术形态上的表现是正在吸纳民俗以外
的东西，
或者被人为重塑，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的民俗情感能力已经在逐步消弱。试想如果民间美术形式脱离
了民俗情感，如果一个文化内部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我们只是在冷冰冰地复制，艺术符号不再表达任何内涵，那么民间艺术中最动人的部分也就不在了，民间艺术也将是一个失去了
归属感的孤独的弃儿。没有内涵的形式是空洞的，
因为它是无根之草，不再散发着灵气与生命力。那我们再来试想一下，淮阳的布老虎如果脱离了庙会形式，脱离了稳定的民俗信仰，脱离了大批量的生产，是不是也会
像其他产地的布老虎艺术一样变得繁琐复杂起来？或者干脆变成一个长着“大众脸”的旅游产品？
民间美术既具有精神层次的文化功能，同时又具备使用的物质功能，并不像纯艺术一样单单以审美为目
的。所以，
民间美术形式要是脱离了使用功能，又脱离了作为民间美术形成主要原因的民俗，它将处于尴尬的地位。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 ）
①②③④⑤⑥［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4页。［
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6月版，第93页。朱志荣
：《中国审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31页。朱志荣
：《中国审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39页。［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7页。［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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