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的全球性跨企业的网络组织，涉及产品研发与设计、原材料采购与运输、成品和半成品生产与销售及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全部过程，涵盖参与上述环节的所有生产和销售活动的组织、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提高了生产复杂度，拉长了生产的链条。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参与的主体，出于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利润率的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设计和生产等环节，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征，提升价值链的增值能力成为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处在价值链的企业及其所属产业的升级都会产生影响。随着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可分解程度不断提高，更加专业的技术、知识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逐渐成为一个企业和国家确立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和治理模式决
定了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值能力，也随着国际市场
环境和企业的改变发生动态演变。
王思语等［1］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使得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国际分工
地位得到快速提升。张杰等［2］、吕越等［3］提出，中国的制造业仍存在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造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较弱，承担了更大的市场风险，面临更高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日益减弱，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成本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技术竞争对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制造企业构成双重压力。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降低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导致价值增值水平下滑。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决定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方式，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又决定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利益分配。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字化变革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变革又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价值链治理模式发生变化。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与路径研究”（2022C40）；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吉林省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GH21462）；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科研规划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自媒体内容创业孵化研究”（2021JZ023）。【作者简介】赵燕梅，女，甘肃白银人，硕士，任职于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经济管理学院，吉林省金融安全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创业。【引用本文】赵燕梅.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内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分析［J ］.企业科技与发展，2023（6）：106-110.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内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分析赵燕梅1，2
（1.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24；2.吉林省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处于更加艰难的管理情境，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造业企业应积极寻求突破以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转变。文章选取3家典型的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国内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转变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特征，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进而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治理；制造企业；数字化中图分类号：F406；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3）06-0106-05
*
◇企业创新管理◇
106
1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主要分类GEREFFI G等［4］提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指价值链中的权力拥有者对分散在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协调和组织的过程。黄永明等［5］提出，当价值链上的企业根据其他主体设定的参数进行生产时就产生了价值链治理，价值链治理的本质是发挥非市场机制的控制和协调作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包含四大要素——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机制设计。
当前，学者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纵向分类和横向分类两大类。纵向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价值链的驱动力来源，可以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大类，其中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中以掌握核心生产技能的领导企业为中心，集中于汽车制造、计算机、生物医药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购买者驱动型则以大型零售批发商和品牌制造商为中心，集中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横向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交易的复杂性、信息的可编译性及供应商的供给的能力所决定的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间的协调能力，研究人员将这种协调能力程度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可以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层级型5种［4］，这种分析框架的提出在学术界相关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其中，层级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主导企业管理控制的垂直一体化价值链，处于5种治理模式中的最高端；市场型处于治理模式的最低端，是一种几乎没有交易成本的全球价值链模式，
上下游之间不存在控制关系，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介于层级型和市场型之间的俘获型价值链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型企业所控制，主导企业可以采取高度的控制和干预使小供应商服务于特定的主导企业；模块型价值链指供应商一方面为客户提供定制性产品，另一方面使用模块化的机器降低专用性投资，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交流技术至关重要；关系型价值链的特征是供应商和采购商之间互动关系较为复杂，商家信誉、社会关系和空间集聚等因素都会影响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往往都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因此企业之间通常会建立优势互补、技术频繁交流和共享的合作关系。
依据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学术界一般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总结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和俘获型四大类。上述分析框架也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多地陷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俘获型治理困境当中，导致本土企业无法实现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过程。PONTE等［6］提出一种新的标准化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包含3个维度：微观维度关注每个价值链节点上交易如何决定和动态变化；中观维度关注这些关联特征如何沿着价值链上下游进行变动及达到何种程度；宏观维度关注整个价值链的治理。凌永辉等［7］基于全球价值链演变的最新趋势和特征提出了更为前沿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分类，即从横向竞争视角提出了主动型和被动型二元治理结构分析框架，且上述治理模式之间具有双向内在联系，更有助于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动态变化。
1.2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GEREFFI G等［4］认为，交易的复杂程度、信息和知识的可编码程度及供应商的供应能力是影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3个关键因素，价值链治理模式会随着这三者之间的任意一种变量发生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有时不同的治理模式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产业内部的不同价值环节。此外，王克岭等［10］提出，生产标准化、技术发展及创新、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的关系又会影响上述能力，而且逐渐严苛的标准化程度将导致治理模式向市场型和模块型转化。许晖等［9］提出，外贸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改变。从企业外部环境来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有消费环节、文化习俗、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10］、政府作用［11］及东道国的制度质量［1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学者以部分制造企业或互联网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及治理的影响［13-14］。
当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我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发展。但是从制造业企业角度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的相关研究不足，而且应用企业案例开展的研究鲜少。因此，本文选取海尔集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家国内制造企业分析每个企业的转型路径和各因素间的变化，并对比分析3个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治理模式和价值链角的变化，进一步论证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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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变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可行性。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的确定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如下：首先，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同时会随着环境改变而发生动态变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既有原因方面也有过程方面，案例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揭示问题产生的过程和机理。本文的研究需要探讨数字化过程中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变化和策略的转型，因而考虑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企业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体现动态变化性特征。其次，案例研究方法适合特定情境下的问题研究。本文的研究考虑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不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最后，多案例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理论命题通常更为严谨，更具有一般化和可验证的特征。
2.2研究案例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3家典型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依据案例典型性原则选取海尔集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尔集团是中国家电产业的典型代表，两家企业最初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起步发展，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齐全的产业链、较高的产品性价比迅速发展与壮大，主动进军国际市场，成为中国早期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行业之一，也是中国制造业目前具竞争力的行业之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典型代表，涉猎
范围广，主要从事的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也是中国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主要着力点。作为国内制造业的典型代表，3家企业均具备先进的管理理念，其战略变革基础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已有的媒体报道、相关书籍和案例等资料丰富，为本文的多案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数据，符合案例研究的数据可得性原则。
2.3研究资料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一是通过新闻报道等渠道获取企业公开文档资料。二是通过深度访谈方法对企业管理层及企业员工进行调研。三是直接调研方式进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参观以获取一手资料。四是通过向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发送和致电等获取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如下：总体上依据对比分析的方法，首先，对案例企业的转型路径及各要素之间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其次，比较3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特征、治理模式和价值链角的变化特征。最后，归纳总结3家企业的转型路径。
案例企业的基本概况见表1。在所属行业方面，海尔集团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汽车制造业；在主营业务方面，海尔集团主营智能家居生产制造及服务，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及服务，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家用电器、电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制造及服务；3家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
比亚迪集团
2012年和2013年，可见在3家公司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最早进行数字化转型。
表1案例企业基本概况
企业名称
所在行业
创办时间
开启数字化
转型时间
主营业务
海尔集团
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1980年
2015年
智能家居生产制
造及服务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1995年
2012年
锂离子电池、新能源
汽车生产制造及服务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000年
2013年
家用电器、电机及其零
部件生产制造及服务3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3家企业都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探索。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前后3家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体现价值链嵌入环节、价值链治理模式和价值链参与角3个方面（见表2）。
根据表2及所收集资料对3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后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演变及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3.1数字化转型前企业全球价值链特征分析
通过对企业生产环节数字化程度、要素配置数字化程度综合评估3家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并对其全球价值链位置及交易复杂性、信息编码程度、供应能力进行分析。在分析企业销售网点数量分布及行业市场占比中发现，在数字化转型之前，3家企业均已形成独立品牌，并在国内外市场中开拓了较为完善的销售渠道，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不同规模的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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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但是这些企业所扮演的角比较复杂，担任着各个制造环节的供应商环节。从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这3家企业在价值链上的角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首先，从数字化程度来看，鉴于海尔集团发展时期的中国整体数字化、信息化水平，其在大规模转型之前的制造模式局限于部分环节。在涉及生产之外的跨行业、跨领域的要素配置方面处于低水平阶段，在数字资源整合和数字制造能力发展方面进展缓慢。3家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状态大致相同，都取决于中国整体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其中，海尔集团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家电行业而言，数字化制造应用与国外同行业相比水平更为接近。作为汽车制造业的代表企业，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方面的数字化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这也是新兴产业的特点。
其次，从价值链嵌入环节来看，虽然总体上3家企业都曾经属于低端嵌入或中低端的嵌入类型，但是海尔集团有部分制造居于高端环节。例如，海尔集团在小型制冷冰箱方面很早打入北美市场，并在高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虽然占比较低，但是在白家电领域获得了突破，因此其在嵌入环节上在转型之前就已经占据了高端位置。
最后，在价值链治理模式方面，海尔集团较少从事代工业务，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打造品牌，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都长期从事各个领域的代工工作，在治理链条上对采购商和最终产
品制造商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具有俘获型特征。虽然3家企业在制造业市场中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垄断实力，其产品和服务在总体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在价值链治理模式上，三者同时具备市场型和模块型的特点。在价值链治理角方面，海尔集团的品牌确立及发展路线决定了它一直担任决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的治理者角，但在其早期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或营销者的影响，因此也出现被治理者角特征；另外两家企业因为在发展初期主要做代工，所以更多地体现出被治理者的角特点。
3.2数字化转型后企业全球价值链特征变化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同时，交易成本降低、信息共享等因素加剧市场竞争，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加速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也改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首先，3家企业在制造模式和要素配置方面，都实现了大部分环节的数字化制造，尤其是对数字要素的利用方面都体现出较高的水平，这与中国近年来的数字技术的进步紧密相关。通常情况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方面的差距主要来自各种专利壁垒，而在数字经济这种后生的发展驱动机制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
其次，在价值链嵌入环节上，3家企业都涉及价值链的低端、中端和高端，但共同点是在高端领域依然
面临较强的竞争压力。
最后，在价值链治理模式方面，虽然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依然在新能源电池方面进行代工，但是由于其制造水平高、技术相对先进，所以已经摆脱了俘获型的对采购商高度依赖的角，并迅速发展为新能源动力和整车制造领域的代表性企业。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技术沉淀，已经掌握大量必要专利，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在价值链治理角方面，海尔集团的被治理者角目前仅存在于少数高端市场，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扮演治理者角；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都实现了治理者角的强弱转换。
3.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3家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变化的主要原
企业名称
数字化转型阶段
企业数字化程度价值链嵌入特征制造模式
数字化
要素配置
数字化
价值链嵌
入环节
价值链治
理模式
价值链治
理角
海尔集团
转型前
小部分
环节
低水平
低端；
中端；
部分高端
市场型；
模块型
强治理
者；弱被
治理者
转型后
大部分
环节
中高
水平
低端；
中端；
高端
市场
型；模
块型
强治
理者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转型前
小部分
环节
中低水平
低端；
中端
市场型；
俘获型；
模块型
强被
治理者；
弱治理者
转型后
大部分
环节
中高水平
低端；
中端；
高端
市场型；
模块型
强治理者；
弱被
治理者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转型前
小部分
环节
低水平
数字
低端；
中端
市场型；
俘获型；
模块型
强被
治理者；
弱治理者
转型后
大部分
环节
中高水平
低端；
中端；
部分高端
市场型；
模块型
强治理者；
弱被
治理者
表2案例企业价值链嵌入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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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加持下的制造模式和跨领域要素配置升级提高了企业的供应能力，进而改变现有价值链治理模式。3家企业都处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领域。近年来，无论是白家电还是个人交通工具都具备智能化的发展前景，这3家企业的着力点也是如此。通过考察它们在数字化转型前后的价值链升级状况，可以明确3家企业都选择了以生产者驱动模式，借助行业内外的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资源努力提升自身所在环节的附加值，实现企业从弱治理者向强治理者的角转变。
第二，数字化技术加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制造-服务一体化的嵌入方式成为发展趋势，进而改变现有价值链治理模式。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加凸显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组织能力的生产过程的创新，从销售产品到销售产品和服务集成的转型促进产品和服务价值相互创造，提升企业创造利润的空间。面对这一趋势，3家企业都围绕各自的技术优势和上下游渠道进行全面一体化的数字化服务改造，致力于打造制造-服务一体化的体系。服务带来的附加值助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促进企业摆脱“低端锁定”困局。
第三，数字技术催生平台型的价值创造体系，降低了交易的复杂性，提高了交易的可编码性，进而改变价值链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领先企业成功转向智能制造平台，并通过生产流程智能化、产品制造智能化与服务体验智能化的整体实施的方式改变了原来的价值链关系，使得制造业企业与关联企业之
间的价值链转变为更复杂更广泛连接的价值网络，从而发展为平台领导，带动产业整体实现价值创造，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3家企业分别依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跨行业的数据资源来发展平台经济，尤其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借助自身技术优势和制造基础力图打造全产业链的制造-服务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成为具有平台型经济特点的价值创造集，这是助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
可见，3家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方式，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和治理角的转变，进而改变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交易复杂性、信息编码程度和供应能力，从而摆脱了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4结语
本文以国内外3家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国内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企业价值链嵌入环节、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角的转变。上述结论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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