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制造业企业外移的压力。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一些国家提高了对供应链韧性的重视，并要求本国在华企业回流。人们普遍担心，会不会出现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趋势？如果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中国是否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目前供应链外移的真实情况，并分析中国吸引供应链的优势与不足。
一、基本概念与现状分析
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与供应链（supply chai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胡亦盛等总结多个产业链的概念，给出的定义是：产业链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之上；其包含了产业上下游之间从原料到消费者的完整过程，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技术联系和投入产出关系而相互连接。[1]他同时认为，供应链管理指对整个供应链系统进行计划、协调、操作、控制和优化的各种活动和过程，其目标是要将顾客所需的正确产品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按照正确的数量、质量和状态，送到正确的地点，并使总成本达到最佳化。供应链侧重从供应的角度，指最终组装成一个复杂制成品的各个原材料或零部件企业的组合，其内涵要比产业链更加具体。全球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越来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意味着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全球供应链通常由大量零部件供应商和数家生产复杂产成品的跨国公司组成。在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为了能够最大化收益，往往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形成庞大而复杂的供应链条。中国在全球制造业
中，是当之无愧的加工组装中心，被誉为“世界工厂”。世界五百强中，约有490家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以其强大的加工配套能力，在制造业供应链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是否存在供应链“去中国化”现象？或者说，中国是否出现了明显的供应链外移现象？
全球供应链
“去中国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徐杰
【提要】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美国对中国发起一系列贸易制裁、科技制裁措施，新冠疫情又导致各国对供应链韧性的关注，关于全球供应链是否在加速“去中国化”的担忧越来越多。中国在世界供应链竞争中仍然拥有一定的优势，如果措施得当，将能够避免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趋势。未来应加强统计和调研，摸清情况；通过合作做大中国供应链；留住供应链核心环节；做大做强本国制造业，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供应链去中国化逆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47（2021）01-0059-06
【DOI】10.19632/jki.11-3953/a.2021.01.010
对这一问题，目前存在不同意见。2020年4月，中国发改委和商务部分别表态，称“外企撤资只是个别现象，未出现大规模外移的趋势”。在统计数据上，似乎也不支持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论点。国家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显示，2019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1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规模居全球第2位。其中，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等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保持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570家，较上年增长25.2%。
尽管统计数据并不支持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说法，但质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这里，我们先对供应链“去中国化”加以定义，再分析其状况。
供应链“去中国化”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些国外跨国公司放弃中国供应商，选择其他国家的供应商；第二种是在华供应商将生产线移到中国；第三种是中国的大型企业到投资建厂，减少了在国内的生产，导致国内供应商离开或关闭。由于前一种情况相关数据难以获得，这里我们主要考虑后两种情况。
从现象上看。2018年7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的第二轮贸易制裁方案，即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中期，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课题组赴珠三角顺德、中山两地调研，发现一些外资和民营企业存在到投资的强烈意愿。在接受调研的数十家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或将加大在
工厂的生产，或正在对国外办厂条件进行调研。可以说，制造型企业离开中国，已有“由点到面”的苗头。[2]从数据上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向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制成品同比下降7.2%（由2018年的816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7570亿美元）。[3]其中，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约900亿美元，而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了310亿美元（从越南进口的增长量最多），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130亿美元。从他国进口的增长中，有部分产品是从中国转口的，但也有不少是他国国内生产的。如果这一现象成为趋势，将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带来较大冲击。
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经历过供应链外移的过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本国大型制造类企业主要在国内布局供应链。当时在美国，形成了底特律汽车城等中心城市及制造业聚集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劳资纠纷加剧，跨国公司在靠近市场、降低成本的目标驱动下，开始将部分生产线迁至新兴市场国家，并培育出一系列当地供应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后发国受益于这一供应链外移，成为新兴制造业国家，进而实现国家财富的快速增长，大大加速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工业国的供应链外移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在将供应链迁出时，将主要的工厂及研发部门也转移出去，国内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方向发展。这被称为是水平分工，可能导致母国“制造业空心化”[4]。美国、英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近十年里保持在10–15%之间，其制造业生态系统逐步衰败。另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在供应链外移中，保留了
主要工厂和研发部门。[5]这被称为是垂直分工，能够有效促进本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近些年，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0%左右。作为制造业强国，它们的经济稳定性很高，在每次金融危机中总能免于重大打击。
中国当前的供应链外移，所处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首先，中国企业主要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加工配套，在供应链中的主导能力弱，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一旦决定迁走供应链，中国的博弈能力较差。例如，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多家
代工厂。如果其决定将代工厂转移至他国，可能带走大量的就业。
其次，中国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制造业供应链外迁，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将减缓。据预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在上升到70%左右后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中国还有1.4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其中主要是劳动力人口。如果此时制造业产业链离开中国，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步伐都将放缓。
福特中国
第三，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尚未完成工业化，在高端制造上依然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强国。如果供应链大规模外迁，将导致我国制造业未强先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6]2017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9.3%，已经从2006年的最高值32.5%连续下降十多年。2017年，韩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7.6%，比中国低1.7个百分点。但韩国的人均GDP为2974
3美元，中国则为8827美元，相距甚远。可以说，一旦出现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中国将承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二、当前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分析
当前中国存在三方面的供应链外移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压力，将使供应链“去中国化”发展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一）国内制造成本上升带来的的压力
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等方面的费用上升，制造业总体成本在相应地提升。近十年来，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产业工人的工资在逐年上涨，土地价格更是涨幅惊人。2015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对世界25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成本进行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接近美国（美国为100，中国为96）。[7]科尔尼咨询公司的
报告显示，2015—2018年的4年里，中国制造业岗位实际工资复合年增长率为7%，而主要对标国家之一的墨西哥仅为5%。在高成本压力下，自201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中低端加工组装生产线转移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还面临着持续的环保压力。2020年10月，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承诺，
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一些污染性较高的工厂要么关停，要么转型升级。环保压力将在未来较长时间里，成为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主要驱动力。
（二）逆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压力
上一轮全球化，尽管为全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激发了部分发达国家对于财富分配方式的不满。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为代表，开启了逆全球化的浪潮。逆全球化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复杂分工很不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主要处于生产制造环节，受到逆全球化的冲击很大。
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逆全球化大潮中最重大的事情，成为中国供应链外移的最大压力。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陆续加征关税，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2020年5月和8月，美国宣布对华为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制裁，严重打击了华为的供应链。导致为华为配套的外资供应商企业受到影响，部分企业会放弃为华为配套而转向其他企业，部分企业甚至会迁出中国。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中美紧张的关系是在华美国企业2019年的首要关切，2020年也是同样。81%的美国企业称，紧张的双边关系影响了其在华业务。而在2017年，只有45%在华的美国企业担忧两国政治紧张会对公司正常业务造成影响。一些美国企业已经在考虑以“中国+1”模式调整供应链的布局。
如果出现中美科技脱钩，会给中国供应链带来深层次的影响。短期内，中国所需要的关键元器件、高端技术、人才等都可能难以获得，会使中国供应链短期内出现供货困难。当然，假以时日，中国或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或者向其他技术先进国家寻替代产品来解决。长期里，因为无法引进美国等发达国家迭代升级的尖端技术，中国的供应链技术升级速度会放缓，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可能拉大，出现供应链“弱化”现象。
（三）对供应链韧性的担忧带来的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将全球供应链硬性割裂。世界各国政府都开始高度重视产业链的安全性。在医疗物资供应链上，美国下令福特、通用等企业开始生产口罩等物资。疫情前，美国的熔喷布公司几乎把所有的产业链都布局在中国，疫情后美国政府大概率会要求该供应链迁移回美国。
目前看，尽管新冠病毒的疫苗在陆续上市，但是距离疫情得到很好遏制，还有较长的时间。疫情如果持续一至两年，一些国家政府会考虑将部分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它们会尽量缩短供应链的长度，拉近供应链与母国的距离。白宫经济办公室主任库德罗曾提议，要将美国企业的生产线回迁美国，其成本由美国政府支付。日本也有智库建议，由政府出资将在华日资企业迁回。大型企业将会对供应链安全性进行评估，对于安全性低的环节进行调整。这对处于全球制造业加工制造环节的中国是不利的。
以上三大压力在影响时长上各有不同，如相互叠加，将对中国供应链带来较大的离心力。一旦供应链外
移的趋势得以确定，中国可能出现供应链“上下两难”的境地，国民经济和就业将遭到不可忽视的打击。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2011）研究发现，“一国一旦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则几乎不可能逆转”。[8]这一点已经在美国、英国等国得到验证。
三、中国吸引全球供应链的优势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对跨国公司及本土企业依然拥有突出的吸引力。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供应链，主要目的在于接近市场、降低成本，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有明显优势。
首先，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近14亿人口，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消费呈现排浪式发展态势，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中国市场目前对于高附加值产品的消费能力在提高，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国外企业来投资。大众汽车2019年的在华销量达到423.36万辆，占到了大众集团全球总销量的38%，几乎和整个欧洲市场的销量相当。2019年中国进口半导体元器件约3000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总产值的2/3。中国市场对于中低端产品的需求会有所饱和，但对于消费升级的产品，其需求依然巨大，不容忽视。失去中国市场会使很多发达国家蒙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其次，中国具有产业链集效应。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会带来社会分工深化、企业联系加强和区域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这就是集效应。集效应有利于企业完善产品配套、激励创新、降低成本，也更容易集聚社会资本、创生新的企业。中国现在的产业集集中度已经很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制
造业集中区各有所长，形成中国制造业体系的骨架。在大的产业集中区中，还有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中小型集中区，形成紧密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制造型企业在中国，可以得到来自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这是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中国新一轮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启了新一轮开放的大幕。2019年1月25日，英国电信获得我国工信部颁发的全国性牌照，成为第一家获此牌照的国际电信公司。同年1月28日，美国标普获准进入中国
信用评级市场。6月30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扩大了高端制造业的开放名录。7月19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以进一步放宽金融业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RCEP的正式签署，为区域内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国受益良多。目前中国与欧洲已如期完成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举措，将提高中国对外来资本和本国企业的吸引力，迎来更多的投资。
综上所述，中国在世界供应链竞争中仍然拥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很好地巩固并强化原有优势，创造新优势，并能借此遏制供应链转变的冲击，进行产业链的重新建构，将使中国的产业链向高控制力、高价值、高安全性方向发展。
需要看到，国内民间偶尔泛起排斥外资的舆论，以及“消灭民营经济”的论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近些年一些国内资本外移，有许多就是受这些舆论的影响所致。这些舆论也违背了我国基本经济体制的初衷，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和纠正。
四、防止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对策建议
面对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多重压力，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劣势兼具。既要顺应供应链外移的客观规律，又要避免供应链过度外移带来的危害；既要稳定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加工组装功能，又要通过做强供应链以提升中国的主导能力。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加强统计和调研，摸清情况
在是否已出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趋势上，之所以有大量不同观点，主要是缺少系统的数据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能对现状准确掌握，对趋势有清醒的判断，必将影响决策层进行科学决策。目前看，中国主管部门依据的主要是每年引进外资规模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这是不够的，应该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处理工作，深入研究。一是制定完善的指标体系，并逐年累积数据。指标包括：历年外资企业投资的规模，历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的意愿，历年外资企业关闭的数量及原因，历年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数量和产业方向，历年国内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变动，历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动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于制造业有几十年的数据积累，并进行了密切的追踪和研究。可以供各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研究。
二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对重要的贸易伙伴国（美国、欧盟等）、对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越南、印度、墨西哥等）进行研究，了解其贸易投资政策、市场规模、制造业成本及外来投资情况。知己知彼，未雨绸缪。
（二）与贸易伙伴国增强政治互信，通过合作做大中国供应链
当前，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彩。一些经贸大国出于政治原因，做出回迁供应链的决策，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企业的利益。中国应该：一是继续与有关国家进行坦诚、务实、积极有效的沟通和谈判。在增进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经贸合作奠定稳定的基础。在沟通中，要善于利用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强调共同的利益。二是在实施与欧盟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过程中，时机合适时，重新启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尊重国情的前提下，以更高的开放标准来显示深化合作的诚意，并倒逼国内相关制度的改革。三是在国内进行“扩大开放不容否定”的教育，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消除与对外开放国家战略不和谐的声音。
在合作中，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制造企业，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中国高端制造业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提升，还面临着绿化、智能化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