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5天工作制后，双休日成了许多家庭户外休闲放松心情的好时光。（张全跃/摄）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每周5天工作制的人，是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福特就在他的汽车公司里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他认为，假如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就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这对经济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有一些企业开始仿效，这就使每周5天工作制迅速在美国传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美国人买东西的钱不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多，这又导致了工作时间减少，从而推动了每周5天工作制的实施。在此情况下，美国通过了一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从而将每周5天工作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到1940年，美国人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已经很普遍。每周5天工作制在美国建立和普及以后，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
新中国成立时，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仅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将干部职工的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天8小时至福特中国10小时，至于每周工作多少天，并没有涉及。由于当时国家正在掀起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一些党员干部一直每周工作6天，加班加点，也没有提出加班费的问题，这样一周工作6天的劳动制度就延续下来。因为一周只有一天假，大部分人把所有的家务活留在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看老人、购买必需品等等，当时有个说法很形象：“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从1979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参加联合国组织的有关科技方面的国际会议，所以去过很多国家。我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仅工作5天，联合国每周仅工作4天半。1986年年初，在一次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我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研究中心想做一个5天工作制的课题，研究在我国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国家给人民的一种福利，而且对国家也是一种增产节约的措施，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宋健说：好啊，你们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务会来汇报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研究中心就成立了縮短工时课题组，制定了很多细则，并于1986年5月，开始着手开展关于在我国推行5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
当时，我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十分普遍，生产力水平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效率的不足。但工作时间并未有效利用：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至60%。
缩短工时课题组先后在全国上千个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其中抽样到的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课题组还对
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城市进行了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开展了关于缩短工时的社会意向调查。调查发现，人们对缩短劳动工时，实行5天工作制普遍要求强烈。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两者中，80%以上的人选择了后者。
1987年年底，课题组完成了《关于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的报告。基本结论是：目前我国已具备逐步推行5天工作制的条件，实施5天工作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建议有关部门立即着手研究缩短工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力争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提交报告后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听国务院对于我们这个报告的看法。他回答说：领导上很重视你们这个报告，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这壶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要等合适的时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提出的报告没有原则性问题，具体内容也没有问题。至于具体实施的时间，我当时的估计是一两年以内。没有想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报告被搁置了几年。
1988年2月，我决定在研究中心先试行5天工作制，但是得先向国家科委的领导请示，否则就会破坏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们实行5天工作制的报告上画了圈，但没有说明同
意与否，相当于默许。我们随即报送给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蒋明宽，他也画了圈，但同时对我说：老胡，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扬。
当我们报送给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时，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画圈。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胡，你们这个做法，我告诉你，不能做。我们现在7天都做不完，你们还上5天班？你们上5天班对我们科委有什么影响，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老实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5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了。他说：你要实施，我跟你没完！
仔细考虑，研究中心实施5天工作制，对科委的工作也会有影响。虽然我们是研究机构，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试行5天工作制对研究中心影响不大，但是试行以后，中心内部要掌握，每个科室要安排好一个人值班，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这样，小范围的5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试行开始后，课题组结合实际，对5天工作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1990年年底，我离开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南方谈话之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实行5天工作制的报告，经过有关部
门的努力，5天工作制最终得以实行。
5天工作制实行后，我国的第三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周末的两天放松、“充电”，旅游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 （据《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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