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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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威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了”。，四十岁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了”。，四十岁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三十六年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团队合作”（ｔｅａｍ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中的问题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团队合作”的优势，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将“装配线”（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ｌｉｎｅ）改造为“装配岛”（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
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１９３５年的劳工法（ＷａｇｎｅｒＡｃｔ），“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对劳工法修正，才能“团队合作”的潜力③。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ｍａｓ）指出，“毛主义”是“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恰是增进企业的关键。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却很少再提起它
了。这的原因是的⑤，但一条的原因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中与原意出入。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当然，不少人对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指出，“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判断的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福特主义；而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手提电脑指挥工厂的生产”，这也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篇章中的。，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
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最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运用劳动时所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他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去；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上去的，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不同的生产，也可以安排同工人去不同的。无疑，“技术分工”对生产过程的分解，地了劳动生产率。，“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说，生产过程的不同不要求不同的工人去。例如，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逻辑上同一的概念。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
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工人担任”，“人抽铁线，人拉直，一人切截，人削尖线的一端，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一来，产量固然可以，但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下降，只能被动地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地参加“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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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均不⑧。”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一旦库存或很少，工人们就不上、下道工序的质量，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和解决质量问题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地了“无库存生产”和“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实践所。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３０分钟内，生产物资送到现场。宝钢还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除本工种外，还要和程度上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培养本班组“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考试而“潜在作业长”。宝钢的“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单纯操作，能大大增进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了以“无库存生产”、“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这里的“福特鄂尔多斯违章查询网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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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翔
指的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斯密在１８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１９世纪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支配地位。之如此，恰恰是熟练工匠力图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１１），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是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ｔａｓｔｅ）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ｓ）系统相，终于使美国率先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ｍ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的“Ｔ模型”——“福特生产”。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种语言，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多样化、特殊化和不
稳定，福特生产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ＧＭ），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型号（“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为美国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１３）。这是“福特生产”的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大弊病。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又触及它的
大弊病：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浪费，（１４）。但他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规模经济”的；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便大显身手了。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产”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ｍｅｒｇｅｒ），企业“前后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稳定需求”的措施（１６）。当然，
新一轮油价调整时间来了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计划”了。在“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１７）。于是，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指令性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显示出他是“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前面已提到，汪丁丁，今日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手提电脑指挥工厂的生产”。，要问，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意义？“后福特主义”，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Ｎｏｂｌｅ）的，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ｔｏｏｌｓ）有两种的程序编制法：是由熟练工人将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另方法，是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