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
中国传统宗教与近代西方宗教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华夏宗教文化的庙会传统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一直吸引着千百万民众的热忱参与。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不仅渗透着宗教信仰与传播方式的嬗变，而且反映出社会风俗与民众心理的变迁。本文主要考察近代北京民众宗教文化与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
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规模趋向衰落。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民众云集的庙会集市，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然舞台。
一、京城庙会的衰落趋势
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上溯到辽金。自元朝定都后，历经明清，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各种庙会繁华昌盛，异彩纷呈。
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
进入本世纪，古都北京由封建帝都走向现代化大都市。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日趋衰落。整个民国时期，北京城郊除1924年兴建的莲花山蟠桃宫外，佛教道教界都无力兴建新的坛观寺庙。①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在二三十年代，尚残存历朝兴建的坛观寺庙约千余座，为全国城市之冠。②但大半已逐渐颓废荒芜，香火依稀。
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最为鲜明。清朝帝制崩溃后，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随之停止。皇家祭祀的庙宇失去昔日的尊贵辉煌。天坛、朝日坛、夕月坛等日渐颓废，殿堂倾圮，杂草丛生。地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清太庙、帝王庙等相继辟为大众公园或兴办文教事业。
随着清朝帝王祭祀的辍废，封建统治者倡导推崇的关帝庙、文昌庙等也逐渐门庭冷落，香火衰微。
清代京城寺庙中，供奉关帝的庙最多，约有四五十座。封建统治者为倡导忠君思想，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清初，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有关帝之尊称。清中叶，关帝庙按官庙规格，殿宇易盖黄琉璃瓦。随着关羽不断被神圣化，庙宇越建越多，祭祀香火日盛。封建皇权的崩溃，使关帝庙失去政治上的尊崇。
民国初期，袁世凯追求独裁专制，重新抬出旧日的偶像。1914年北京政府在鼓楼西大街新建一座关岳庙。此庙原为一座清朝亲王祀庙，祠堂里供奉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后，改称关岳庙。民间传说
①
参见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见丁守和、劳允兴主编的《北京文化综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据记
载,1929年调查北京城郊寺庙有1033所，其中民庙364所，无宗派庙261所，有宗派庙408所。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岳飞是关羽的转世，因而能精忠报国，故设立此庙。但北京政府的举措，显然缺乏权威性与感召力。此庙香火冷落，难以为继，只得借给大成中学改做校舍。尔后，历届民国政府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性政策。佛教道教的传播事业不断受到冲击，时起时伏，终难挽回日益萎缩的趋势。江南高僧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波及北京，也未能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发布《管理寺庙条令》，明令取消中国佛教总会，并规定“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得地方官之许可”，可以占用寺产，住持和尚可“由地方官训诫，或予撤退”。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瓦解，使各地侵夺寺产，毁灭佛像之风越来越盛。利用寺庙兴办文教公益事业，成为时代潮流。北京地区许多佛教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清初所建的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民国初年香火断绝，于1915年被欧美同学会集资购买，改建为该会活动中心。
二三十年代，京城佛教界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颇有成效，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仅1928年，北京佛教
寺庙兴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有果善寺设立第一平民小学，夕照寺设立第二平民小学，拈花寺设立工读学校，净业寺组织贫儿工艺院，嘉兴寺增设贫民纺织厂，永泰寺筹办女子工读学校等。这些济难、赈灾、办学、慈幼性质的公益事业，使佛教深入民心，信徒增多。
随着佛教势力的复兴，有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维修重建。北京三大著名佛教寺庙之一的广济寺，为京城佛教活动的中心。民国以后盛名赓续，扩建院舍，整修殿堂，创立慈佛学院，开设广济平民小学。1921年遭火灾焚毁。其后数年，佛教界陆续集资重建。1936年经广募众缘，重新修复的寺院，更加庄严肃穆，金碧辉煌。
与一度有所复兴的佛教事业相比，道教在京城宗教的上层社会中，衰落较为迅速。北京道教庙观中最著名的白云观，影响力日益衰减，终于失去“全真第一丛林”的地位。全真派是道教两大宗派
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
之一，亦称内丹派，主要流行于北方。它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修真练气，性命双修，实行出家丛林制度。白云观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是全国现存的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它接受各地云游来京修道受戒的道士，到民国年间逐渐废止。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仪式于1927年举行，此次受戒道士共计349名。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京城许多著名的道教宫观香火中断。祀云神的凝和寺、祀雷神的昭显庙等相继被北京教育学会等文教事业机构占用。城隍庙向例于五月初一至初十举行出巡庙会，届时秧歌、高跷等歌舞相随，所经街市，观者如潮。庙期，摊棚林立，热闹非凡。北伐战争后，此举遂废。庙宇亦被警察分驻所借用。崇元观自清末衰败，民国年间庙会绝迹。1931年，国民政府在此庙废墟上建立起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畿燃起战火。战争震动整个京城，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和医院占用，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县公署的办公地，许多寺庙成为军队的驻地。
“七·七”事变后，古都北京沦为殖民地。被奴役型的社会结构，严重摧残着民族文化的自主生存。
1939年3月，日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决定，将北京政府设立的关岳庙改建为武成王庙，祭祀历代名将。关岳殿被改为武德堂，将精忠报国改为褒扬武德。日伪统治者在北京设坛立庙，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传统，遭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城区免于炮火劫毁。城内许多寺庙仍香火
①北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
版，第246页。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持续。40年代初，正觉寺、通教寺等少数佛教寺庙被香客捐资重建。然而，郊区战火频繁，许多著名的寺庙毁于战火。庙宇遭焚，佛像被劫，僧侣流散，损失惨重。京城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云居寺，被日军的炮火炸毁，千年古刹成为一片废墟。
到40年代后半叶，政局动荡，民生凋敝，传统宗教更趋衰败。据1948年8月统计，北京城郊尚存有道观寺庙734座，其中佛教寺庙358座，道教观庙209座，民祠小庙(无固定的神职人员)157座。①除少数古刹名寺香火延绵外，大多断壁颓垣，荆棘丛生。
二、京城庙会的模式类型
本世纪前半叶，京城庙会的宏观趋势走向衰落，但仍有许多传统庙会颇具吸引力。二三十年代，京城内外循例举办庙会活动的寺庙约有六七十座。
近代京城每月定期轮流开办的庙会约有20座左右，大多地处繁华闹市或交通要衢。每月定期举办的庙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市；一种是以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
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市，主要有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火神庙、土地庙，被称为京城五大庙市。这五大庙市自清康熙年间起鼎盛京华，其声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整个京城的庙会趋向衰落，
但隆福寺等庙会的商贸集市功能却日益增强。“昔日以祀神为目的者，今则视为游逛购物之区”。②这些寺庙社会存在的经济依托发生重大变化。原寺庙以香客祀神的捐资为主，现转为以收取商摊交纳的地租为主。寺庙主持僧侣为增加收入，不断向当局申
北平市政府编辑:《北平市政统计》，北平市政府1948年8月印行，第48页。
①
②参见北平社会局《北平工商业概况》,1933年印行。
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
请增加开放日期。隆福寺原庙会会期为农历逢九逢十，每月共6天。民国以后，该庙会增加开办日期，改为逢一、二、九、十日，开庙时间增为每月12至13天。为适应现代商业节奏，各主要庙市相继改用公历。自1922年起，护国寺、白塔寺、火神庙花市等庙会会期改用公历。1929年，京城最大的庙会隆福寺改用公历。这表明，五大庙会自30年代起，主观上已将商贸娱乐功能提升为其存在的主要价值。
以民众日常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有东岳庙、吕祖祠、药王庙、财神庙、报国寺、大觉寺等，大约有70%左右为道教系统。这表明虽然道教在社会上层的地位日趋跌落，但在广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道教系统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世间千般事，皆有神照应。发财、求嗣、祈雨、消灾
、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灵专司其职。普通市民大都无心钻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而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进香拜佛，与鬼神仙怪勾通。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向神佛索取护佑的功利倾向。世俗气息浓厚的道教很适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
近代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约有四五十座。它们或为宗教地位显赫的古刹名寺，或为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
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年节喜庆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其二，春游踏青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其三，行业祭祀祖师的香会。大众公园网
京城每逢年节喜庆，雍和宫、白云观、大钟寺等著名寺庙都举办盛大的庙会。这些庙会活动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民族文化彩。民国建立以前，中国社会一直使用农历纪年。每年正月初一元旦为年禧，预兆着天地万物的复苏，是盛大的全民性节日。民国政体确立后，政府颁布法令改用公历，但广大民众仍墨守成规，将农历的春节视为年禧，循例祭神祀祖，求祥祈福，游览寺庙，娱神娱人。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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