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焚毁是世界文明的遗憾
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严重损毁，圣母院塔尖轰然倒塌。法国媒体说，“这场大火烧在整个法国的心上”，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深切的哀痛。昨天，习近平为此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巴黎圣母院是法兰西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人类文明的杰出瑰宝。中国人民同法国人民一样，对此次火灾深感痛恻。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其巨著《巴黎圣母院》中，写到了这座建筑存在和延续的意义，“最伟大的建筑大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与其说它们是天才的创作，不如说它们是劳苦大众的艺术结晶。它们是民族的宝藏，世纪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才华不断升华所留下的残渣。总之，它们是一种岩层。每个时代的浪潮都给它们增添冲积土，每一代人都在这座纪念性建筑上铺上他们自己的一层土……”可这一次为巴黎圣母院铺上的土，竟是焦土。如此珍贵的文物被焚，不仅是法兰西的巨大损失，无疑也是整个文明世界巨大的遗憾。
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家级古建筑和博物馆发生的第二起大火。去年9月2日，刚刚庆祝了200岁生日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突发大火，2000万件藏品不幸被大火吞噬。葬身火海的每一件文物如果放到市场上，或许都能给出价格，但文物所承载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信息，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巴西国家博物馆选择了数字重建；巴黎圣母院大火尚未熄灭时，法国官方也承诺重建。重建，是不得已的补救方式。只是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替代一件真品，巴黎圣母院可以原样重建，但厚重的历史感无法复原。
闯过几百年风风雨雨的世界文化遗产，没有被自然无情地消解，没有被惨烈的炮火摧毁，却最终葬送在了现代人手上。无论何种原因，都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因为以现有的消防技术，尤其是这样等级的文物消防系统，只要监管到位，足以避免大火发生，一定是某个消防隐患被忽略了。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的调查表明，起火点的礼堂内空调系统安装存在错误，三个空调机组中有一个没有正确接地，而且机组没有电压调节器。巴黎圣母院的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可以想见，绝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即便是偶然其中也隐藏着必然。
在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和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痛定思痛，必须对侥幸心理和不负责任这两种心态敲响警钟。每一代人都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负责。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着世界共同的记忆。文物的损毁，必定伴随着文明记忆的消殒。“一失则万无”的惨痛教训告诫人们、特别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问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粗心大意，对任何隐患的放纵都与犯罪无异。“愿文物都能远离灾难，代代传承”，这是所有人的心愿，惟愿不再有这样的遗憾。
法治社会维权岂能靠闹
西安奔驰车主维权一事有了新的进展：16日晚，车主王女士和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涉事车辆有关质量问题也已进入鉴定程序。
随着媒体的深入报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一事，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进展。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4S店不规范操作的表现形式很多，买车的各种坑并不少见，以前媒体也多次曝光4S店的违规行为，王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在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时，该如何让消费者更加放心消费？
消费者维权个案，总体来说解决相对容易，本次事件也以双方的和解暂告一段落。但消费者期待的是，本次事件不能以个案解决而结束，必须通过这一事件推动整个行业进行实质性变革。
向“店大欺客”说不，改变行业潜规则，此事难度的确不小，但在当今促进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在我国，不光是汽车消费领域，其他消费领域也存在有欺客宰客问题。整顿这些问题，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本身就是在清理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路障。同时，让消费透明化也是在促进公平，间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很好的维护，甚至消费者在法律范围内表现得有些挑剔，本身就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维权靠“闹”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消费型经济体该出现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应该成为一个契机，真正推动中国消费市场向着法治化、公平化的轨道更进一步，这才是今天关注这一事件的初衷。
大国意识
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公平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周边羁縻臣服。
“大唐”两字在无数出土的墓碑石刻上赫然标识，这表达的是当时人作古后仍对自己国家的自傲，甚至在金银器皿、砖瓦陶瓷底部都要刻上“大唐”字样，表明自己的身份签注。为什么称为“大唐”，为什么“唐代印记”作为大国盛世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中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思想上的烙印 ；既有唐诗的雄浑气象，又有艺术上的登峰造极。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也许千年后回头看，才能在历史长河中领悟其深远意义——唐代文明尽管外壳不存在了，但它已经转入人类的记忆之中，岁月的磨砺扩展了唐代以来的生命维度，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循环式的文明与野蛮，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和喜乐追思，在历史进程中深深烙下唐代的印记。人类进步不可能脱离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遗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就隐匿其中。
奔驰女车主事件最新消息 大唐的概念，建立在从东亚到中亚的亘古未有的庞大地域上，留下的遗产让记忆之门再次启开，部族式的羁縻统治，虽然反复无常控制并不牢固，但宗主权“统而不治”的政治影响跨界久远，中国境内出土周边部族和远及安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等诸国质子墓志让我们看到了疆域辽阔的奇迹。当我们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和撒马尔罕考古博物馆展室里的唐代“开元通宝”货币时，不由意识到大国经济的博弈，不管是农业圈还是牧业圈，经济的交往绝非随意隔绝。
严格地说，“大”与“小”不在于疆土界限而在于国家强盛，一个朝代强大也在于有生命力持久的文明。奠定国之强大的人心气度、自由意志和兼容并蓄，是大唐之曾经繁荣强盛的根本。“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谓臣是酒中仙”，竟敢口违皇命独显自我 ；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让多少后世文人在心中横生人格的最高境界。魏征敢顶撞李世民，骆宾王敢叱骂武则天，白居易敢嘲讽李隆基……在高度集权的王朝国家里，从胸襟大度、宏阔大气的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大过盛唐。
唐朝的大国意识并不是天朝意识，是开明拓宽的华夷一统，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与世隔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只有隋唐帝王冒出了“天可汗”的称号，百年内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阎立本的职贡图可谓神来之笔，不是充满敌意的边远蛮夷而是大国之外的使臣。大唐之初，唐人就知道自己无法与外邦割裂，朝贡贸易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使安史之乱造成了大国的拐点，唐朝从攻势转为守势，还得硬撑着炫耀自己的大国自尊。
大国崛起必有大战，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不打几仗显示国家的强大，“大唐”就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北朝以来突厥及周边诸族带来的自卑和雪耻之心，使得隋唐对外有种强烈的奋起反击和崛起之感，最后落到领土的争夺和国家版图的扩张。自然这不是用战争换来一场荣耀，而是一个大国追求的切实利益。公元 670 年，大唐之国的版图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按照传统观点解释，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的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的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的公平的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的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的周边羁縻臣服。这几大战略支柱是国家最直接、最关键的支撑因素。然而，大国非同小国，整个国家的运转需要方方面面的料理，唐朝凭借实力、国力、军力盛极一时，“天下一家”的背后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即使我们耗尽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王朝，强盛标志无非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但在文官体制、法制规范、科举选人和民族文化等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首推大唐。唐朝的文明魅力和文化理想，具有在王朝本身消亡之后的永恒价值。
一个大国不是凭空建起来的，大国不能光看财富增加，还要看各种制度的“骨架”和文化价值观等“骨髓”里的提升，要看其长治久安的制度与对外文明的吸纳，唐代的三省制、科举制、府兵制、赋税制、朝贡制等都曾支撑了其强国的地位。一千年前的司马光曾在《稽古录》卷一五中评论唐朝“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唐朝作为一个强盛大国为后世企羡，其流光所及足以供人们细细研讨。
隋唐史研究一直是中古史领域中的显学，众多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都在唐史中颇有建树，许多皇皇巨著影响着一代代后来学子，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等史学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唐代历史作为中古开垦的土壤？恐怕他们就是想仰观历史的巅峰，寻盛世的渊源和变迁的脉络，以至于后人面临的深耕课题很难继续推陈出新。
即使新史料、新物证不断涌现的现在，也存在着“重新发现”还是“重新发明”的区别，这是想象与真实的界限。我一直不同意研究者预设项目申请经费，也不同意写作者凭主观想象编造出许多历史产物，还原历史无疑是我们的责任，但观点结合史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我们无法完成对千年前历史的完整追忆，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只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生命记载，做一点再忆再现。这就是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诸多领域学者的使命。
唤醒沉睡在枯燥古籍中的历史，呼唤重拾隋唐史中的细节，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学术缘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的文物古迹，呼吁我们要抢救鲜活的历史，考古文物可以使我们回忆大唐时代没有记录的历史，增添补充以前不知的种种资料，目的就是不忽视文明的遗痕，不掉进历史掩盖的怪圈。
笔者曾经认为，大唐的强大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天宝时期追求“虚妄”胜利的战争捷报弥漫朝廷，杨国忠、安禄山等掀起一波波的“虚假”捷报，使皇帝陶醉在天下大国的美梦中，朝廷上下沉迷于功勋荣誉之中。
然而，从青藏雪原到西域草原，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盛唐到中唐，激烈的争夺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兴衰。安史之乱把唐朝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从文人书生到平民百姓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不少朝廷官僚也由原来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空前地转向族观念、尊严意识，在唐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整个大国的生存。
一个民族理应以严肃的态度，用最庄严的方式向自己的盛世致敬，苦难会给一个民族坚韧的品格，胜利则会给一个国家信心与力量。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大国纪念，也是需要传达的铭记历史的强音。因为唐朝的中国不是一个“屈辱时代”，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即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异族外侵和藩镇内乱加剧了大唐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可是唐朝仍在东亚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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