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新 李文利（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一、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国际比较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反映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通常，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反映高等教育的增量，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反映了基础教育的效果，而且反映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效果，因此是教育存量的概念。
根据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上的统计数字，我国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同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为8%，世界平均水平为19%，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4%。因此，直观地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对偏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NP的二次曲线方程有最佳的拟合优度，R方为0.76。考虑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受到人口因素和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因此在方程中加入人口负担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高等教育生均支出占人均GNP的比例。结果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和高等教育生均支出占人均GNP的比例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影响不显著。人口负担率对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有显著影响。加入人口负担率后，回归方程的R方提高到0.774。
若不考虑人口因素，我国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值为8.08%，而实际上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6%，因此应该在原来的水平上增加34.7%。
若考虑人口因素，我国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值为14.33%，远远超过当年的实际值6%。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实际值与模拟值之间的差距为8.33%，即高等教育规模需要在原来的水平上增加139%。1996年我国的人口负担率为0.5，意味着每一个15-64岁的劳动力负担一个15岁以下的孩子或65岁以上的老人。这说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为高等教育的规模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成年人口的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反映了一国的教育存量。1996年，我国成年人口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33年，小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0.04年、中低收入国家9.53年、世界各国平均9.53年和发展中国家9.09年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NP、人口负担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以及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位置是影响成年人口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因素。由该回归方程得到的我国成年人口1996
年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26年，而实际值8.33年。这说明，我国教育存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成年人口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从1980到1996年增长率为16.83％，平均年增长率为1.052％。如果保持1.052％的年增长率，则达到平均受教育程度9.26太平洋汽车模型年将需要10年的时间。因此，要在短期内弥补差距，则需要提高发展速度。
二、高等教育现有规模没有满足的需求
通过国际比较获得的教育增量和存量的模拟值和实际值的差距，体现了教育规模发展的空间。要获得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速度，还需要考察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和支付意愿。只有在现有高等教育规模和学费水平下，社会上存在没有满足的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理论上，如果在当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没有满足的需求，那么当学费水平提高时，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不会减少而会增大，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经费收入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的低毛入学率、高考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是反映没有满足的需求的两个指标。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1997年，我国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约为8,465万人（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有3,173,800人，仅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3.75%。同年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有2,724,500人，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3.22%。根据教育部规划司的统计和计算，折算后的电大注册视听生在
校生数为7.5万；折算后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实际在校生数为144.4万。军事院校本专科在校生、学历文凭试点校在校生、折算后的电大注册视听生和折算后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实际在校生分别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0.20%、0.111%、0.0886%和1.7%。就是说，即便是把包括高教自考在内的高等教育形式统计在内的话，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97年也仅为9.07%。从这一数字上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距离15％的大众化水平和50％的普及化水平还远远望尘莫及。
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相应年龄人口存活率折算，1998年适龄人口数约为8,454万人，2000年适龄人口数约为8,433万人。199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约为3,408,764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约为282.22万人，分别占适龄人口的4.03%和3.34%。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56万人，预计同年毕业生数约为90万人，因此，到1999-2000年度，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约为406万人左右。粗略估算，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通和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约为8.1%。
另一个可以反映没有满足的高等教育需求的指标是历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以普通高校历年的考试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为例，1993－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入学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基本稳定在2－3，其平均报名录取比(r1)为2.658。也就是说，每2.66个考生中约有1人被普通高校录取。报名录取比不能完全正确反映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这是因为前一年度参加入学考试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和报名后没有
参加考试的学生在以后的年度里还有可能继续报名。如果根据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与普通高等学校录取人数之比估算的话，1993-98年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与普通高等学校录取人数之比(r2)平均约为2.116，也就是说，若普通高校只录取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则每两个人中约有一个学生有机会继续上全日制大学。但是，仅考虑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显然大大低估了没有满足的需求。自从高等职业教育形式出现之后，中专、中职和技校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考试升入高职。而在我国，中职、中专和技校生已达到高中在校生数的50－60％。
根据推算，1997年，由普通高考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体现的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潜在规模(ED)约为8,435,960万人。这个潜在规模反映的是1997年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其中包含了过度需求。伴随学费水平和上学费用的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高等学校容纳学生的供给能力都将发生变化。通过考察学费水平变化后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我们可以消除过度需求而获得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是由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产生的。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为317.4万人，平均学费水平是1620元。通过高等教育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模拟，结果显示出，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模拟值为387万人，而实际值为317.4万人；平均学费水平的模拟值为2880元，而实际值为1620元。因此，在1997年317.4万名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和1620元/年的学费水平下，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约为70万人。也就是说，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教育包括过度需求在内的潜在规
模约为843.6万人，去除过度需求后在校生规模的模拟值为387万，而实际值为317.4万，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约为70万。（以上规模数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头数）
三、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中短期拉动的作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刺激需求拉动消费”成了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的重要动因。高等教育不仅被认为具有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也被看作可以在中短期内增加社会需求、居民消费，带动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就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变化对于国民经济规模和就业规模的中短期影响进行估算分析。
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到156万人，其人数扩大了48万。由此带来的高教部门最终需求的增量为48亿元。而每增加一个学生对各经济部门所带来的最终需求的总量为11798元，从而扩招48万学生后增加的最终需求总量为56.6304亿元。由于高校招生数量的增加给相应部门最终需求带来的增量所带动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为129.9894亿元。
另外，考虑到目前高校办学的物质条件大多已经低于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生均基建成本的标准，增加对高校
校舍、大型仪器设备等基建投资是十分必要的。参照1995年对616所高校的调查，其生均固定资产（包括教学行政用房、宿舍用房、食堂、教学仪器、图书）价值约为36185元（教育部设置标准为38130元）。如果每年能投资供10万人使用的36.185亿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则又可带动107.4246亿元的社会总产出。
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直接延缓了高中毕业生的就业，1999年扩大的48万人就没有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必然是以各级中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为基础的，而各级中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会直接延缓低一级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以上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人口确实有蓄水池的作用。除此之外，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我们发现，因为高校扩招了48万人，使得由于对饮食业的最终需求的增量所带来的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为12674人，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最终需求的增量带来的各个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共为238080人。综合起来，因高校扩招48万人，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合计为256208人。另外，如果为满足扩招的需要，每年能投资供10万人使用的36.185亿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则可增加67889人就业。
但是，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众多条件。首先，扩大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的估计假定，无论是政府、团体还是居民因高校扩招所进行的投资没有挤占原本会发生的对住房、保险、汽车、旅游等领域的投资。第二，由于在包括普通高校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冗员，因而普通高校扩大招生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效应可能会通过两种形式体现，其一为相应部门各单位原有冗员的减少，即可能下岗的人员的减少，另一种才表现为新增的、可对外招收人员的就业岗位的增加。第三，对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增加的估计是建立在因高校扩招所需的经费必须到位的前提之上的。经费不到位不光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注定会减弱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的带动力。第四，为满足扩大招生规模的需要所产生的基本建设投资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数年的逐渐积累；因扩大学生规模而对相应部门就业人员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新需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带动效应的呈现会有一定时间上的滞后。第五，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较大部分,甚至主要部分需由学生或家庭承担，则家庭贫困无力支付费用的学生将面临着求学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规模扩大的速度越快，不平等有可能表现的越突出。如果在制定高等学校收费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居民的承受能力，没有有效的帮贫助困措施，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平性将会成为社会不的因素，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因此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例如扩大助学贷款规模，放松贷款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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