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谔“预⾔2010年上海世博会”乃误传
百年前印⾏的《绘图新中国》书影
陆⼠谔书中写道：“宣统⼆⼗年，开办内国博览会”
为2010年上海世博拍摄《上海传奇》的贾樟柯导演说：“他（陆⼠谔）写了⼀本科幻⼩说，他预⾔2010年上海会开世博会，⽽且世博会就在浦东举⾏，那个时候要建⼀个海底隧道。100年后，世博会真要在上海举⾏了，我觉得这是⼀个梦想成真的故事。”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上海⽂⼴新闻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型电视纪录⽚《百年世博梦》也如此说。
经传媒的⼴泛报道，“陆⼠谔百年前精准预⾔上海2010办世博会”这⼀说法已深⼊⼈⼼。这样⼀个“梦想成真”的故事确实很动⼈，很值得宣传。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其实经不起考证。实在说，这是典型的“⼈云亦云，以讹传讹”。
近期，笔者为了编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4⽉出版）⼀书，辗转得到陆⼠谔百年前写就的《新中国》⼀书，⽅知今天我们所说并⾮真实。倘没有看到原始材料，笔者恐怕也会是这“陆⽒预⾔说”的“以讹传讹者”了。
陆⼠谔不仅没有“精准预⾔”“2010年”，⽽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
事实到底如何呢？
在陆⼠谔的⼩说《绘图新中国》中，⼩说主⼈公陆云翔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观览了1951年的上海，他来到⼈民⼴场（跑马场）的“新上海舞台”看新剧，在南京路（⼤马路）坐地铁，到了外滩，忽惊见黄浦江上跨着⼀架“⼤铁桥”，他便问“导游”：“这⼤铁桥⼏时建造的？”⼥⼠道：
⾜有⼆⼗年光景了，宣统⼆⼗年（按，1928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
那李友琴是在介绍黄浦江上的⼤铁桥的来历时，顺便提了这么⼀句，说这桥是1928年在浦东开办“内国博览会”时为了⽅便⼈们来往才建造的。⽩纸⿊字，怎么就成了“陆⼠谔百年前精准预⾔上海2010办世博会”了呢？时间不对，⼀为1928年，
⼀为2010年；性质也不对，⼀为“内国博览会”，⼀为“世界博览会”。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内国博览会”是不是“万国博览会”⼿民之误？百年前的书出点⼩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拿此书为例，⽬录的第⼆回回⽬为“拍马屁挡⼿煎药，送仙丹⼩妇多情”，⽽正⽂中第⼆回回⽬则是“冠全球⼤兴海军，演故事改良新剧”，这样的错误就有点离谱了，显然正⽂中的回⽬是正确的。
那么，“内国博览会”会不会是“万国博览会”⼿民之误呢？那“内”字或与“万”字形相近，但要知道，此书是繁体字版，如果是“万”字的话，当印为“?”字，查此书后⾯出现的“万”，果被印成繁
体“?”字，看来此处“内”字不可能因字形相近⽽印错，必为“内”字⽆疑。
其实，“内国博览会”就是“国内博览会”之意，这在今天听起来别扭，但在当时却并不别扭，恰⼿头有例可佐证。在1915年出版的冯⾃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赛会游记》中提到中国馆之建筑时，这样说：“⼯程出诸宁梓之⼿，是以新派⽽造旧物，未免凿枘不合，宁梓擅西制，使建宫殿，似不及内国⼯⼈。”看来“内国”与“外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还有例⼦，在同⼀本书中，介绍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报知局时，这样说：“会场中特设⼀局⽈报知局，专理⼀切集会及交际事宜，凡有社团开会，须预在此局挂号，由局员编制⽇期，不致纷乱，其职掌有四：⼀内国及万国之⼤会；⼆关于学术之集会；三秘密结社及特别团体之集会；四介绍旅馆铁路及太平洋沿岸名胜。”看来“内国”与“万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倘真的是万国博览会，陆⼠谔当会直接道明的，吴趼⼈在1905年所写的《新⽯头记》中，便这样说：“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开万国博览⼤会。我请你来，第⼀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这⾥“万国博览⼤会”就不是“内国博览⼤会”。
可见，“内国博览会”不太可能是“万国博览会”之误。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谔不仅没有“精准预⾔”“2010年”，⽽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所谓“精准预⾔2010年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只是粗⼼的后⼈的⼀厢情愿罢了。
　他在今天蒸蒸⽇上的声名与其说来源于“预⾔世博会”，不如说来源于百年前他对上海  他在今天蒸蒸⽇上的声名与其说来源于
未来的幻想，⽽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然⽽陆⼠谔在今⼈的眼⾥声名却蒸蒸⽽⽇上，何故？这还得归功于他的⼩说《绘图新中国》。表⾯上，他的声名来源于“预⾔世博会”，实质上，他的声名来⾃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陆⼠谔（1878―1944），青浦⼈，名守先，字云翔，号⼠谔。早年跟随名医唐纯斋学医，后来来沪⾏医，陆医⽣⼀边⾏医⼀边写⼩说，⼀⽣创作了百余部⼩说，鲁迅曾在《中国⼩说史略》中评他的作品“皆不称”。
这部“理想⼩说”讲了这样的⼀个故事，宣统⼆年（1910）正⽉初⼀，主⼈公陆云翔（按，即作者⾃⼰）百⽆聊赖，在喝了好友李友琴赠送的20年陈的花雕后，“穿越”到宣统四⼗三年（1951）的上海，⽽⼀个⽂明发达、⾯貌⼀新的上海令他感到陌⽣和惊诧。
他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游览了这个熟悉⽽⼜陌⽣的上海。这时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政权已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废掉，租界已经交还我国，洋货已被国货淘汰了，京沪开通了⽕车（宣统⼋年召集国会时，由于观礼的⼈太多，“京沪⽕车为了此事特加上⼏班特别专车”），外⼈侨寓我国不得不遵守我国法律，我国的各式兵舰坚固灵便都⾮他国所能及，我们海军军⼒“全球第⼀”。
这时，⼈民⼴场（跑马场）竖起了座拥有“⼗⼆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全市都设有了售票点，⾛在覆有透光琉璃⽡的“⾬街”上不⽤打伞，南京路（⼤马路）下有了地铁，黄浦江上架起了铁桥，黄浦江底挖掘有隧道，法院（“裁判所”）⾥中国⼈正在控告那违法的外国⼈，上海交⼤（“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学，我国⾼校都有了外国留学⽣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字势⼒最⼤”的语⾔⽂字，“吾国的⼯⼈差不多个个都是⼩康”，⼥⼈们开始⾛出家门做会计⼯作（“总账房”），嫖娼赌博都已被禁绝，我国⽣产出了“式样极其灵巧，⽤油也极其省俭”的汽
车，⼈们出门可以租坐“出租车”，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多⾥间店铺从没间断过。
“国民游憩所”⾥阅报室、丝⽵室、棋话室、弹⼦房、藏书楼、⾻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成⼀种“从化学⾥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切微⽣⾍”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
过”的飞艇，⼈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车”，穿着“⽔⾏鞋”就能安然地在淀⼭湖上⾏⾛，捕鱼⼈借⽤“测⽔镜”和“听鱼机”来捕鱼，⽔⾯上⾏⾛的都是那电机船，⽤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采得珍珠，社会国⼈⽂明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苏汉民初步试制成功去除恶根性的“除恶药”，吴淞⼝海军在⼤演习，“⾛遍全国，寻不出⼀个穷⼈”，“愁富”的⼈只好盘算着到海外投资（“把钱运到外国去做⼀番事业”），联合国安理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待到作者⼀觉醒来，却发现⾃⼰仍睡在榻上，原来所有光怪陆离的美妙景象，只是⼀场幻梦。
正是陆⼠谔对上海、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这中间的诸多想象在今天成为现实，⽽不是他预⾔到什么世博会，调动起⼈们的好奇⼼，从⽽使得陆⼠谔⼀时成为⼀个“神⼈”，此书成为⼀本“奇书”。
今⼈视陆⼠谔为“神⼈”，视《新中国》为“奇书”，正是我们把他当成“预⾔家”，把此书视为“预⾔⼩说”之故。
在笔者看来，把此书当成“预⾔⼩说”，不如看作“幻想⼩说”（正如此书封⾯所印的“理想⼩说”）；把陆⼠谔当成“预⾔家”，不如看作“幻想家”。预⾔与幻想区别在哪⾥呢？预⾔更多地体现着预⾔者的“神机妙算”和“远见卓识”，⽽幻想则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
准确地说，《新中国》属于幻想之作，⽽不是预⾔之作。因为陆⼠谔是那不幸的现实中的挣扎者和痛苦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但⼜在坚硬的现实⾯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我安慰。从此⼀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为那痛苦中的芸芸众⽣指⽰⼀个可能的未来⽣活图景的先知。
今天，我们常常惊怪于百年前的陆⼠谔能“预⾔”到南京路下有地铁、黄浦江上架铁桥、黄浦江底通隧道、⼤剧院⾥放电影等，⽽且这些“预⾔”在今天都⼀⼀实现。我们的惊怪显然是建⽴在这些新⽣事物的设想都是⼀百年前的陆⼠谔在医房或书房⾥“独家想象”出来的。
其实，他之设想并不是他的“独家想象”，他之所想事物，在当时世上本就存在，只是当时的上海没有⽽已，看到他⼈所有，幻想⾃⼰也能有，此亦陆⼠谔的“准确预⾔”在今天能够灵验的关键之所在。
就说那轻轨地铁，早在1876年，李圭就在纽约看到了⾼架桥隧道上⾏车的景象，他说：“铁路、电线如脉络，⽆不贯通。轮车必须由城⾥经过者，则于空际建长桥，或于街底⽳道以⾏。”（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世校点，湖南⼈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待到到达伦敦，伦敦的地铁更是发达和完善，李圭这样描述伦敦地铁：“美国各街多建铁路，⾏街车，便搭客，此城则于地底⽳道，以⾏⽕轮车。分段设车票房。⾏⼈欲往何街何段，随处购票，下⽯阶四五⼗级，⾄地底车房搭车⽽⾏。亦有货摊⼩铺，以便⾏客，恍惚⼜⼀世界。是缘地狭⼈稠，诸国交会，街衢⾏⼈车马已不胜拥挤，乃创为地道，庶便往来也。”（同上，第86页）
当年在伦敦漫游的李圭还提到正在讨论中的英法海底隧道，“闻两国会议，拟将海底开通，建铁路⾏轮车，此举或可成也”。（同上，第146页）
我们知道，上海是西学新学荟萃之地，那么，34年后的陆⼠谔幻想上海将来⼤马路下通地铁，黄浦江下掘隧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接着要问的是，陆⼠谔是不是知道西⽅都市⾥有地铁有隧道的“新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提到南京路下建地铁的时候，他的⼩说⼈物李友琴说，由于上海地狭⼈稠，路⾯⾏驶电车往往有碰撞⾏⼈等事，于是，“总要想⼀个改良的法⼦，于是⼤家研究，有⼈说欧美电车有架设着铁桥在半空⾥⾏的，有开筑着隧道在地底⾥⾏的，经⼤众议决，说空⾏不及隧⾏的便，电车在铁桥上⾏那铁桥是凌空的，⾏起来辘龙辘龙雷响似的，闹得两旁店铺及街上⾏⾛的⼈头都晕了，并且架桥的铁柱⼀根根竖在街上，也很讨厌的，决定开筑隧道，才改成现在的样⼦”。轻轨隧道还不是参考欧美吗？
再说那黄浦江下的掘隧道，也⽆不是受欧洲海底挖掘的启发。当陆云翔提出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宽⼀条黄浦江，难道黄浦江底下也好筑造隧道的疑问时，⼥⼠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开筑市场么，筑条巴电车路希什么罕。”可见，陆⼠谔对欧西在⽔底挖掘隧道的“新知”并不陌⽣。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谔的“预⾔”和设想只不过是⼀个“看到他⼈有，希望我也有”的渴望和幻
想⽽已，并不是他独到的惊⼈的“发明”。
当然，我们说他之所想有所依据，并不是说他之所梦都有所据。其中也有些天马⾏空的“不靠谱的”幻想，才可能是他的独创，⽐如军舰上蒙覆着可以“制服炮弹”的“橡⽪包甲”，能使⼈在⽔⾯上⾏⾛的“⽔⾏鞋”，可随时乘坐的“飞车”等，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们才能说他是“神⼈”。
100年前，陆⼠谔⼩说⼈物随⼝提到上海曾于1928年举办过“内国博览会”，今天被粗⼼的⼈们误传为他“精确预⾔百年后上
海举办世博会”，遂使⼠谔其⼈其书声名⽇隆，于是，采访探寻，翻印整理，好不热闹，这对⼠谔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然⽽，倘能启⼠谔于地下，他对今天的误解和喧闹能安⼼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