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8《名家名作》·研究
越野拖拉机唐宋士大夫的禅悦诗情
—基于白居易与苏轼的以禅入诗
刘爱玲
［摘 要］中唐时期，禅宗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悦之风亦逐渐在文人雅士中盛行，中唐诗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白居易和苏轼为代表论述了唐宋文人士大夫在与高僧大德交游唱和及参禅悟道中“以禅入诗”的禅悦诗情，在阐述白居易和苏轼所作禅诗及作诗缘起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参禅悟道的经历以及所作禅诗背景的相似之处。
［关 键 词］禅诗；以禅入诗；白居易；苏轼
一、引言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禅与诗有着不解之缘，金人元好问的“诗为禅家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这两句诗把诗与禅的关系概括得极为传神。禅与诗的关系具有双向性，即诗对禅的影响与禅对诗的影响，但是禅对诗的影响较大，而诗对禅的影响较小。总的来说，可以把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以诗入禅、以禅入诗
、以禅喻诗。其中“以诗入禅”是诗对禅的影响，主要指禅师、僧侣借用诗人的名篇名句来讲禅说法；“以禅入诗”是禅对诗的影响，主要指以禅理、禅悟、禅趣入诗，这类诗是把禅的意境、禅悟用诗表现出来，具有浓浓的禅味。
中唐时期，随着禅宗开始占据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禅悦之风逐渐在文人墨客中盛行，很多著名的文人如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从甚密。在禅宗受到士大夫礼赞之时，中唐诗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开始变“雅”为“俗”，整个诗坛呈现出通俗化倾向。［1］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一方面是由审美上追求“以俗为美”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日益兴盛的南宗禅的影响。南宗禅倡导“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都是修行，这大大提高了中唐诗人参禅悟道的热情，与佛僧的交游唱和会使得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引禅入诗［2］。白居易作为中唐的诗坛领袖，一方面引领着诗歌创作的“通俗化”风尚，另一方面也在中唐诗坛的“以禅入诗”中起到了先导作用，特别是其在中年仕途受挫后一直到晚年频繁出入佛寺，创作了大量与佛僧交往以及参禅悟道的禅诗佛偈［3］。
二、白居易的以禅入诗
作为唐代文人奉佛的典型，白居易主要吸收了佛禅“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进而逐渐形成了安闲自适的人生观，这集中体现在其所作的诗句中［4］。如《隐几》：“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我是谁。”
白居易的“中隐”观及“三适”（足适、身适、心适）及其身体力行对北宋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有较大影响。白居易入仕之初的仕途并不顺畅，特别是在中年被贬江州后开始主动从佛禅中汲取度脱的智慧，试图借用佛禅排遣自身的烦恼和恐惧。例如，在他被贬江州时，曾作诗“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自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但是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而且禅净双修，习禅为的是心的解脱，而修持净土则是为了身的归宿。
具体而言，白居易平生热衷于游历山川寺庙，每到一地便与当地高僧大德交游唱和以排遣仕途压力，加之其自称写诗上瘾，创作了很多有禅趣的诗歌，如《寄韬光禅师》：“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该诗体现了天地万物因缘和合的禅趣［5］。全诗同时运用了“东、南、西、北”以及“上、下、前、后”八个方位词，且“山、门、寺、涧、水、山、云、台、界”等字均出现两次，给人以诗意回环和禅韵绵绵之感。前后、上下、东西、南北本来是对立的，在这里却是统一的，彼此没有分别，相互依存于圆融视域中。作者的诗眼禅心由心理感受升华为直觉体悟，读之仿佛置身如幻似画的禅境之中。
如前所述，白居易借鉴佛禅智慧所奉行的“安闲自适”对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很大。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杰出人士字号的巧合：“醉翁（欧阳修）、迂叟（司马光）、东坡（苏轼）之名，皆出于白乐天
诗云。”［6］其中又以苏轼最为欣赏白居易的“中隐”及“三适”。正如宋人周必大所言：“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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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敬爱乐天。”因此，白居易的以禅入诗自然会对苏轼的禅诗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苏轼的以禅入诗
苏轼是北宋文坛集诗、词、书、画、赋于一身的文坛领袖，但他的仕途生涯却极尽坎坷，亦如白居易一样在中年被贬后开始主动亲近佛禅，试图从佛禅中到解脱仕途烦恼和抚平心灵创伤之方［7］。正如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在《南堂五首·其五》中所言：“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苏轼“以禅入诗”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离开黄州迁往汝州而顺道游庐山时所作的三首著名禅诗中［8］：《题西林壁》《赠东林总长老》《观潮》。学者卢兴认为苏轼的这三首禅诗较好地诠释了清原惟信禅师所概括的“参禅悟道三阶段”，其中对应“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阶段的是《题西林壁》，即参禅悟道之初，还没有破除世俗的见解，只局限于感官的认识，被外在的相迷惑，将山水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山水，不知道它们原来是因缘所合成的事物，不知道它们的本性是空的；对应“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阶段的是《赠东林总长老》，即禅悟能力的提高，知道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感悟到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最后对应“见
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阶段的是《观潮》，在这个境界中，不用刻意逃避外界的形相，青山绿水依然，而修炼有成的人，已经修成了金刚不动的禅心，用淡定从容的慧眼看到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9］。可见，苏轼不仅具备较为深厚的佛禅素养，而且能在禅诗中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堪称宋代以禅入诗的禅诗大家。
苏轼遭受人生及仕途挫折时总会积极主动地从佛禅典籍中寻求安慰。早在入仕之初，苏轼便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抒发了人生的遭遇为偶然，应当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如果真能如此，怀旧便可少些感伤，处世也可少些烦恼，苏轼的人生观亦如此。诗中渗透的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既符合古代士大夫的普遍命运，也能宽解他们因为这种命运产生的烦恼，诗中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空漠虚幻的感叹，暗合了佛教般若空观的认识论［10］。此后在他表达仕途迁转或贬谪，以及与僧人唱和的诗作中更是不断地出现“人生如梦”主题的诗句，如“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从上述诗句中可以看出，苏轼经常借佛禅义理来表达世事难料之境遇，以尝试化解内心烦恼及忧愤。
此外，苏轼诗风“巧便尖新”的特点有得“云门三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函盖乾坤句”宗风之启发［11］。正如《苕溪渔隐丛话》称苏诗“语意高妙，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12］。苏轼本人亦作诗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
珠海汽车网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综上所述，苏轼好禅，生活中追求“禅悦之味”且“随处作主，立处则真”，作诗则“以禅入诗”，得禅家“游戏三昧”，例如诗作《泗州僧伽塔》。这首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重过僧伽塔下，由于经历了更多的世事沧桑，他对自己的去、留、行、止，一任自然，不仅神灵倦于酬答，自己也一无所求，不再祈神祷塔，表现了一种超然物外、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深邃的禅理与醇厚的诗味融合在一起，深藏在一首诗中，确实是高超的。该诗集中体现了作者挟情韵以行，融合哲理之启示，又不乏诗歌之趣味，讽咏观览皆具诗情禅意之韵味。
四、白居易与苏轼以禅入诗的相似之处
白居易与苏轼作为唐宋士大夫以禅入诗的典型代表，对当时及后世的禅诗创作均有较大影响，而苏轼在其中更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苏轼本人也不时大谈自己与白居易的相似之处，如“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又如被贬黄州时苏轼曾作诗云：“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其自号东坡居士亦源自白居易。苏轼还曾写《醉白堂记》表达对白居易“安闲自适”的推崇［13］，认为白居易“死生穷达，不易其操，道德高于古人”，并作诗自比白居易，如“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以及“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而且还在白居易“三适”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三适”，即“晨起梳头，睡前洗脚，午窗坐睡”。由此可见，白居易取自佛禅的“安闲自适”对苏轼有一定影响。
车友会会长首先，白居易中年仕途受挫后开始从佛禅中汲取解脱的智慧，并逐渐形成了安闲自适的人生观，这集中体现在其所作的诸多诗句中，如“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龙门涧下洗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白居易为此还称自己为“山水主”，这对苏轼的安身立命有较大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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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感叹的“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再如他在《行香子》中所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而且苏轼亦常通过作诗来表达自己希望如白居易一样安闲自适，如“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其次，白居易和苏轼对待儒、释、道三家的态度较为近似，均视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同时都认为要以儒家融合佛道，提倡一种独善其身和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对佛禅和老庄均采取为我所用的务实做法。身为大诗人的两人正是在与佛僧频繁交游唱和及参禅悟道的过程中创作了很多禅诗佳作，正如苏轼在诗中所言：“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白居易也有《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身应是一诗僧。”二人均做到了“诗禅两相悦”。
此外，白居易在中年仕途受挫后一直到晚年创作了很多近似白话俗语的禅诗，例如《苦热题恒寂师禅
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再如《僧院花》：“欲悟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这种始于柳宗元和白居易的“以俗为美”的通俗化诗风也影响到了北宋诗人所提倡的“以俗为雅”，如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14］。正如苏轼曾在《题柳子厚诗》中所言：“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可见，苏轼作诗亦受到这种“通俗化”诗风的影响，这自然也体现在其禅诗创作中。当然，相对于白居易凡事皆诉诸诗笔的“广大教化主”风格，苏轼的“以禅入诗”则主要表现在游览寺庙佛迹以及与僧人唱和时所作的禅诗中，例如《书焦山纶长老壁》：“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履。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着无处。辗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全诗通俗直白却也禅趣十足。
五、结语
综上所述，白居易和苏轼所受佛禅影响及其“以禅入诗”有颇多相似之处，两人早年都为了经世致用而发奋苦学儒家经典，同是考中进士后开始仕途生涯，中年又都受到朝廷党争构陷而被贬偏远之地，也都是在被贬地开始频繁接触僧众，研读佛典并践行禅悟和禅修，以期解除困惑和排遣烦恼，进而“以禅入诗”地表达此种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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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爱玲（1978—），女，黑龙江大庆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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