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管学院 孙杭生
“路径依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最先提出的，认为制度选择与运行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加强，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陷入制度无效率状态而不能自拔。纵观世界经济史，在世界各国推行工业化的进程中，先后有英国、美国、日本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它们又依次经历了由兴盛到衰退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到底是什么“路径依赖”使英国、美国、日本“世界工厂”走上衰退之路？它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只有探究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少走弯路，推动我国“世界工厂”持续繁荣，“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扎实。
英国“世界工厂”的衰退路径
工业革命前，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是荷兰。但是，荷兰的银行家对本国的制造业不感兴趣，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向国外，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外国政府的债劵，绝大多数流向英国，不但支撑了英国对法战争的胜利，也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自己却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最先机遇。英国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也走上了荷兰当年
同样的衰退道路，对第二次产业革命所需
要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够敏感，每年
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巨大财富不是投入国内
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而是重新
输出国外。英国在１８１５年以后的十年中每
年向国外投资约６００万英镑，到１９世纪中
期增至每年３０００多万英镑，１８７０～１８７５年
间达到每年７５００万英镑的惊人数字。主要
流向是美国。其结果是，英国每年获得利
息、股息收入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超过５０００
万英镑，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保罗·
肯尼迪，１９８８）。英国的确更加富有了，但
长城汽车h5制造业由于投入不足而衰落了。
英国是最先成为“世界工厂”的老牌
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工厂”曾是英国的骄
傲，但同时也给英国留下了陈旧的生产部
门、墨守成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
式等遗产，成为英国的难以卸下的包袱。
汽油密度到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当美国和德国开始
把电力和内燃机作为工业的动力和动力机
时，英国的工业部门却墨守陈规，止步不
前，不愿意在设备更新上投资。“英国采用
新技术的迟缓是令人心焦的。—如纺织
仍然用旧式纱锭，炼钢仍然用开口炉，而
德国抢先使用效率更高的炼钢炉和旋转式
纱锭。”（戴维，１９９０）“世界工厂”这个包
袱，使得英国对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部
门进行设备更新时受到巨大阻力，在建立
电力、汽车等新型工业部门时行动迟缓。
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从１９００年开
始，英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与进口价格之
比）逐渐恶化，正是英国不发展新型工业
部门，以及工业技术上的停滞和劳动生产
率相对较低的后果（罗志如，１９８２）。
荷兰当年工业革命不能捷足先登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工
资水平高。这种情况在１９世纪末的英国也
出现了。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很长时间，英
国的工人阶级的确生活在不卫生、拥挤、
生活条件极差的环境里。然而，随着“机
械时代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经过一段时间
后使人们普遍受益：在１８１５～１８５０年间英
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１５％～２５％，在
老款polo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增长了令人瞩目的
８０％”（保罗·肯尼迪，１９８８）。这当然是
好事，但随着英国向“福利国家”靠近，劳
动成本明显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逐渐丧失。
长安金牛星怎么样美国“世界工厂”的衰退路径
美国的制造业大致从１９７３年开始衰
退，当时是相对于日本、西德的竞争而言
英国、美国、日本先后成为“世界工厂”并相继步入衰退轨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衰退路径，就是：制造业投资减弱或产业外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国“世界工厂”同样不会永远繁荣，必须未雨绸缪，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持续发展。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实施“产业西进”战略、以技术创新引导产业升级和调整、作大做强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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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路径有：
１、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输出，培育了竞争对手。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积极扶持日本和西欧发展经济，大量的“美援”和私人资本流入这些国家。１９５０年美国仅私人对外投资就达到１９０亿美元，１９６０年剧增到４９０亿美元，１９６５年再增加到８１０亿美元（唐纳德·怀特，２００１）。随着美国私人对外投资增加，大量的美国公司在欧洲建立起来。日本则采用“利用外国资本购买外国技术”的战略，引进美国资本（包括政府的和私人的），购买最新技术，许多最新技术在美国尚未使用，却由日本最先运用在工商实践中。美国用自己的钱培育了竞争对手，而且在产品的技术含量上稍逊一筹。
２、技术进步停滞与相对落后。二战结束时即１９４５年，美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６０％，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的３２．５％，黄金储备占世界的３／４（樊亢等，１９７３），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此外，美国还是世界科技中心，至整个５０年代，美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装备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美国的企业家沉醉在“天下第一”的美梦里不能醒悟，科技进步的步伐停止下来，甚至拒绝改进，逐渐被日本、西德等国追上和超过。例如，战后世界钢铁业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即氧气顶吹
转炉、连续铸锭和计算机控制。１９５５～１９８１年正是前两项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美国钢铁业设备投资年均增长率不到５％，而日本高达１７．８％。１９８０年，美国钢铁业的连续铸造比率只有２０．３％，而日本是５９．５％。１９８１年６月，美国拥有容积在２０００Ｍ３以上的高炉８座，而日本有３９座，美国拥有氧气顶吹转炉３８座，而日本有９２座（于永达，１９９４）。正是技术进步停滞与相对落后，将美国“世界工厂”推入衰退周期。
３、劳动成本高，降低了竞争力，迫使产业外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比日本高。１９６８年，每小时按美元计算的人工工资，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分别是３．０１美元、１．２４美元、１．２美元、０．７７美元、０．７１美元和０．６７美元，日本最低，美国是日本的４．５倍（孙执中，２００６）。与发展中国家
相比，美国的劳动成本则更加昂贵。比较２００１年主要纺织业劳工市场时薪：美国佐治亚州１１．３５美元（全国平均时薪１４．２４美元）；墨西哥２．２美元；泰国１．１８美元；中国０．６９美元；巴勒斯坦 ０．３７美元；印尼０．３２美元（叶海春，２００１）。中国纺织业劳工成本只是美国的６％。过高的劳动成本迫使美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海外移动。
日本“世界工厂”的衰退路径
日本“世界工厂”从１９９２年进入衰退阶段，其原因除了股市、房市泡沫破灭的直接拖累以外，不断
增加的“产业外移”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产业外移”是伴随着资本输出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的。日本是个岛国，资源特别是能源匮乏，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建立海外资源供应基地是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日本“世界工厂”繁荣有促进作用，不会导致产业外移。能够导致产业外移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规避贸易竞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地是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量大，双边贸易纠纷不断。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有：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
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的“纺织品贸易战”；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的一波接一波的“钢铁贸易战”；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的“彩电贸易战”；１９７９年开始的“汽车及配件贸易战”；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半导体贸易战。这些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而且仅仅是序幕而已，有些贸易战延伸到９０年代而且更激烈。为了规避贸易磨擦，日本加快了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１９５１～２００４年，日本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是９１５５．６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３３４９．６亿美元，占３６．６％。如果加上欧共体老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占６５．１％（日本贸易振兴会，２０１０）。流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伙伴倾向型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市场份额。
２、日元升值逼迫。１９７１年“史密森协议”签订后，日元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首次升值１６．８％，即由过去的３６０日元／１美元升值为３０８日元／１美元。日元升值推动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开始。１９７２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猛增至２３．４亿美元，是１９７１年的２．７２倍，相当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三年的总和；１９７３年对外直接投资跨上３０亿大关，达到３４．９４亿美元，比上年又增加了４９．４％。１９７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本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日本政府和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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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项目，在“走出去”时应该慎重，要区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要吸取美国、日本“世界工厂”衰退的教训，尽量避免或减少“走出去”项目对国内企业的竞争性。
２、 实施“产业西进”战略。我国能够称得上是“世界工厂”的只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仍然比较落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目前正面临“腾笼引凤”，加快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有一些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不合适，需要尽快转移出去，但却符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对其中没有污染或能有效控制污染的项目，凡是能够西进而可以不外移的，应优先考虑西进。从政府层面来讲，对西进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在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应该给予同等优惠条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严格禁止国家明文规定的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借机向西部转
移，否则会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隐患。
３、 以技术创新引导产业升级和调整。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一直依靠低劳动成本来保证竞争优势。随着工资水平提高和人民币汇率继续走强，这种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缩小或丧失。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中每个人的价值增值量）只有美国的１３．７％（定军，２００６）。未来中国制造业保持竞争优势应当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不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技术创新引导产业升级和调整，不仅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业，也要努力提高技术含量。
４、做强做大服务业。“产业外移”不可避免地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失业人口不能很快地被服务业吸收，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只有做强做大服务业，才能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以更多的就业机会“虚位以待”。２００８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４０．１％，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３３．２％，而美国早在２０００年的上述两项比重就已达到７４．５％和７６．６％。我国做强做大服务业大有潜力和空间。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英国、美国、日本世界工厂兴衰周期研究》（０７ＪＡ７９０００１）项目的研究成果）
的频繁干预下，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的日元汇率基本上维持在３０８日元／１美元的水平；１９７
８年日本被迫放松管理，当年的日元汇率升值为２３４日元／１美元，１９７９年又升值为２０６日元／１美元，与此同步，１９７８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跨上４０亿大关，达到４５．９８亿美元，是１９７７年的１．６４倍；１９７９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近５０亿大关，达到４９．９５亿美元，比上年又增加了８．６％。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实行自由浮动制，１９８６年日元汇率飙升至１８５日元／１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跨上２００亿大关，狂增至２２３．３亿美元，是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３倍；１９８７年日元汇率再次飙升至１５１日元／１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跨上３００亿大关，狂增至３３３．６４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４９．５％；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日元汇率继续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连续跨过４００亿大关和６００亿大关，分别达到４７０．２２亿美元和６７５．４亿美元。可见，日元升值对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日元升值使得出口产品的交易成本增加，同时又使“产业外移”的投资成本降低，在这种“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对外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３、劳动成本居高不下。日本长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国内商品特别是消费品价格高企，推动人工成本增长过快。六七十年代以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人工成本还是
比较低的，但从７０年代中期起就逐步赶上并超过其他发达国家。１９９３年日本制造业的人均劳动成本是美国的１．６倍，是韩国的４．７倍（土界宪一，２００４），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则更高。劳动成本居高不下，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迫使日本许多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２００６年的一项调查（日本贸易振兴会，２００８），在接受调查的７９６家公司中，５９６家（７４．９％）有海外基地，其中７７％（４５９家）在中国有基地，５０％在美国有基地，３７．１％在泰国有基地（有的企业同时在多个国家有基地）。在５９６家有海外基地的企业中，有生产基地的企业有３６４家（占６１％），其中３４６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占９５％）。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这是日本“世界工厂”衰退的显著特征。
启示与思考
英国、美国、日本“世界工厂”衰退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衰退路径，就是：制造业投资减弱或产业外移。一旦走上这条路经，衰退便不可避免。
应当指出，“世界工厂”衰退是以制造业衰退为主要标志的，是产业结构演进和升级的必然过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该定理和法则揭示，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和产值比重会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继而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规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造业兴盛，经济就兴盛，国家就强大，制造业衰退容易引发失业甚至经济停滞，这些问题是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阵痛”，不一定会永续存在，但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正处在欣欣向荣阶段，今后会永远繁荣不会衰退吗？我们认为不能，但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来延缓衰退，将衰退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１、谨慎选择“走出去”项目。“走出去”战略的实质就是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在选择“走出去”项目时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对国内企业发展能够起到互补性作用的，例如投资矿产、农场，在国外建立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生产基地，以及投资商业服务业，应该加以鼓励。对国内企业发展可能会有竞争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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