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星堆】三星堆青铜器：巴蜀系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于孟洲李潇檬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三星堆青铜器：巴蜀系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于孟洲  李潇檬
苏秉琦先生指出，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方国阶段。虽然已发表资料仍不足以作为细致分析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特征的证据，但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K1、K2），以及2020年重启发掘的6座器物坑（K3—K8），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或稍早阶段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且达到巴蜀地区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阶段的到来太过突然，目前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揭开谜底，但结合已有资料也能看出一些隐含的信息，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头像厅（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一
三星堆遗址已经发现的铜器有两类早于1986年K1、K2和近期发掘的6座器物坑，即铜牌饰和铃。虽然铜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但已与此前的宝墩文化产生一定差异，且与相关陶器一起标志着与二里头文化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此，四川盆地跨入文化发展的新阶段。铜牌
饰共有4件，分别发现于月亮湾台地东北部的真武村仓包包（3件）和高骈公社（1件）两个地点，可分为镶嵌绿松石与不嵌绿松石两类。发现时嵌有绿松石者2件，身有整齐布列镂空的牌饰，据其特点推断仓包包87GSZJ:16这件器物原亦当嵌有绿松石。不嵌绿松石的仓包包87GSZJ:17较为特殊，一面平整，另一面中部有凸起的短脊，脊两端有相连接的凸圆饼；如果这件牌饰也需要佩戴使用的话，那两端的孔就可能不像报道者所说的是因铜液滞流形成，而更可能有实际用途。在三星堆城址内的月亮湾台地先后发现、后被文物部门征集的2件铜铃，均为单翼铃，形制基本相同。平顶中部有条形钮，钮两侧有方孔。铃体两面各饰一扁梯形凸线框。
除报道者，部分研究者将前述铜器年代推断为商代前期（或可早至夏末），也有的笼统推断为商代。从前述铜器所受影响的来源及其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看，这样的年代意见有一定合理性。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年代研究还需未来同类器物及其出土环境的系统研究方可最终确定。
铜铃明显与二里头文化出土者相似，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亦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存在联系。但学界对于铜牌饰的来源存在不同意见，除中原说外，也有学者认为广汉铜牌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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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改装>2015上海车展生与新疆哈密地区有密切联系，最有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经川东北地区传入四川盆地。从牌饰的形制和装饰纹样看，广汉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以及甘肃天水、新疆哈密等地的牌饰均有同亦有异，再结合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器因素，目前将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看成是遥承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e，但那件有短脊又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仍旧与哈密地区存在更大的关联，只是还缺乏除此之外的其他证据。
驾照号码由于铜器数量太少，这一时期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起到何种作用，还不能准确推断。但对于三星堆人认识青铜器，并可能由此获取一定的铜器铸造技术等信息都是有益的。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头像厅（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二
1986年，先后在三星堆城墙附近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f，在完全突破学界对于商代成都平原文化面貌及发展程度认知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夏商时期另一文化中心的地位确立下来。1、2号坑均出土大量高品级物品，就铜器而言，种类和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均达到商代西南地区之最。1号坑出土铜器178件，种类有人头像、跪坐人像、人面具、人面像、龙柱
比亚迪f0论坛形器、虎形器、龙形饰、戈、瑗、尊、瓿、盘、器盖等；2号坑出土的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多于1号坑，包括人像（大立人像、小立人像、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人头像（包括4件金面罩人头像）、人身形牌饰（或称为联鞘剑形铜牌饰）、面具（人、兽面具）、兽面、眼形饰和眼泡、太阳形器、神树、神坛、神殿、尊、罍、瑗、戚形方孔璧、璋形饰、戈、各种挂饰（包括铃、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形制以及铃挂架、挂环、贝、三棱形饰、弹丸等）、铜箔饰件（包括鱼形箔饰挂架以及鱼形、璋形、叶脉纹、圆形、鱼鳞纹、彩绘、兽面形、兽形、鸟形箔饰等）、杂件（包括蛇、蛇形器、龙形饰件、公鸡、鸟头、鸟、鸟形饰、水牛头、怪兽、鲇鱼、镂空器、多种镂空饰件等），共计735件；近期正在发掘的三星堆3号坑（14.1平方米）出土大量青铜器与象牙等遗物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其中出土的1件铜顶尊跪坐人像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三星堆铜怪兽（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学界对1986年发掘的两座器物坑埋藏年代有同时和不同时两种观点。持两坑年代同时说的有殷墟中期偏早阶段、殷墟三期、商代晚期、殷末周初、西周后期、春秋初期、春秋中叶
等多种说法。持两坑年代不同时的学者有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晚期，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二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间，1号坑为商周之际、2号坑为春秋时期，1号坑在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等几种说法。近期公布的三星堆4号坑通过竹炭屑进行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3003（cal.BP）时间范围内，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范围内。目前，笼统将三星堆器物坑年代推断为晚商时期，或可至周初，学界应无大的疑问。但具体是各坑年代同时，还是存在早晚之别，具体每座坑的年代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年代测定和器物比较研究。
三星堆铜罍（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在铜器使用上达到第一个高峰阶段，三星堆遗址也成为此时四川盆地的铜器铸造中心。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三星堆文化聚落分布呈现三星堆遗址高度集聚的特点，其中三星堆城址俨然已成为此时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三星堆遗址面积可达12平方公里，夏商时期城址分布面积约3.5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明显是此时期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邑。据调查，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绵竹、新都、彭州、青白江等地分布着相当数量中小遗址，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相同，说明三星堆遗址周围还有若干不同等级的中小遗址，共同组成一个分布广泛、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总体看，该区域既发现超大型城址，又出土多种高品级器类（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出土大量的铜器、玉器以及金器、骨器、石器、象牙、海贝等诸多种类器物），是三星堆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三星堆文化（王国）直接控制的核心区域。
（二）铜器出土呈现出一枝独秀现象。
除三星堆遗址外，汉源县富林公社两次共发现8件青铜器，巫山大昌镇出土1件铜尊，还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铜鱼钩等小件铜器。巫山出土铜尊更有可能是外来输入品，富林公社出土铜器的埋藏年代不排除要稍晚的可能。前述地点与三星堆遗址相比，出土铜器数量实在过少，这虽与铜器的出土环境及具体使用目的有关，但也侧面表明铜器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集中性和垄断性。
（三）种种迹象显示三星堆遗址存在铜器铸造行为。
其一，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具有自身特的铜器类别。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各种眼形器、神树、神坛、多种饰件等诸多器类都不见于其他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
其二，三星堆遗址发现与铜器铸造相关的遗存。三星堆1号器物坑内铜头像、尊、瑗等部分铜器内还存有泥芯土，即内范。另在1号器物坑的烧骨和填土中，以及遗址的文化层中都发现有这种泥芯土。发掘者据此推断铜器应是在三星堆遗址内铸造。通过分析1件内范，发现范内未见矿物转变和其他异常现象，推测其浇注温度可能未超过900℃。1963年，在月亮湾地点T105、T106、T107三个探方的第2层发现孔雀石和铜炼渣等遗物，还发现一块沿附有铜炼渣的类粗砂陶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坩埚残片。
其三，三星堆文化铜器铸造技术存在一定自身特点。三星堆青铜器都是以块范法铸造成形，没有发现锻造成形的例证。有学者对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3件商系铜器和6件非商系铜器的铸造技术进行详细研究，认为有两种工艺是其他地区没有，或是最早。一种是用铸铆方式连接部件，另一种是切割孔技术e。其中铸铆工艺见于神树（K2②:194）底座三部分间的连接处f，而切割孔多见于人面具两侧的上下部位及额正中部位g。另有学者通过金相
组织观察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23件铜器，发现这些铜合金的浇铸件大多存在着气孔和铸造缺陷。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铸件相比，反映出巴蜀地区在青铜器冶炼和浇铸技术上的落后和不成熟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