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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远 上海报道
5月29日，尼泊尔取消与中国三峡签订的15亿美元水电站协议；最新当选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宣布，将重新谈判由中国承担的东海岸铁路项目，该项目涉资550亿马币，由中国交建承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项目。
陶景洲，作为北大77级法律系一员，与众多同学一样，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律的建设与发展，树立了一面大旗。北大法律系77级被称为“黄埔一期”，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刑法学权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物权法起草者之一的民法学家郭明瑞等等。
“改革开放，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当时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不是这么深刻，上世纪80年代不会想到，现在的中国会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陶景洲近日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专访时表示，许许多多如北大法律系的一批人，赶上了需要人才的时代，赶上了改革开放，他们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而他们就是这四十年的历史。
陶景洲的律师生涯，其学术与实务建树并举，在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蜚声中外，曾任美国高特兄弟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现任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
长期为全球500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并购、战略发展、解决争端等法律意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疆辟土提供法律护航，深度参与并见证中国企业海外战略布局。陶景洲表示，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应当吸取过往“走
陶景洲：中国企业
“走出去” 经验与教训
2015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然而迈向
国际化并不简简单单仅是走出去，面对当前趋紧的贸易保
护形势，中国企业需要总结“走出去”中的得与失，以国
际视野审视海外投资，以长远发展目标实施国际化战略。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海外投资又变成
一个热点，但最近发生
的这些海外投资因种种原
因中止或者停止，让我们
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企业
‘走出去’。”
CHINA REAL ESTATE FINANCE中国房地产金融
出去”的经验与教训，审慎选择投资项目及目标国，充分论证和准备应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冲突等各类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
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快速增长始于2004年，商务部在《关于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中表示，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投资开办企业。而在此之前，1999年全国人大九
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走出去”作为四大新战略。
自2005年开始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超过8倍，按流量计算，2015年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止到去年末，共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投资。
在陶景洲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兼并收购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左右，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是，1992年首钢斥资1.2亿收购秘鲁国营铁矿——马科纳铁矿。
第二阶段，2000-2008年，典型案例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中投收购黑石集团股份。
第三阶段，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2016年，这一阶段也是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第四阶段，2016年到现在。2016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令我们对海外投资重新考量，“我感到这是中国海外投资反思的过程”。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
第一季度，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采矿业等，房地产业、体育和娱
乐业没有新增项目。
商务部所提到的“非理性投资”，
是指企业在并购投资中，因对目
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够，
有些并购项目并没有做充分论证，急
于做大做强，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
理性因素驱动。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
负责人表示，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
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
域出现的“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
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
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菱悦汽车
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九个月之后，2017年8月，国务
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对企业
哈弗h3论坛对外投资方向进行更为详尽的规范：
鼓励、限制、禁止三类投资活动，
其中涉及“在设立无具体实业项
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投资平台方式
(SPV)”面临更严格的审批。
针对收紧的投资，陶景洲
认为，部分原因来自企业并购
中暴露出的风险因素，实践中并非
对所有项目都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前
期工作，有些企业并购是“蛇吞象”
式的大规模并购。克莱斯勒300c论坛
经验与教训
在近年的“走出去”案例中，并
不是因为单一的额度递增让成功概率
高起来。
2004年上汽集团5亿美元收购
韩国双龙汽车48.92%股权，最终失
败告终。中铁波兰项目因低价竞争、
环保问题导致成本上升而蒙受损失，
以致多个中波项目搁浅。
克莱斯勒pacifica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常振明
2010年在财新峰会上说，在海外投资
时，必须要坚持商业原则，保证项目
有合理的盈利空间。“商业谈判，不
能跟国内做项目一样，互相压价，压
到最后没有利润空间了，这样就会出
现很大的问题。”
陶景洲总结“走出去”的经验与
教训，认为企业需要全面评估审批溢
价、调整投资心态、直面审查与探路者
坚持商业原则，以及正确审视收购后
面临的风险。
在过去的投资项目中，中国
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造成了很多项
目上的审批溢价，这也是为什么说中
国企业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
宜，甚至在竞标一个公司项目时候，
卖家为了卖出一个好价格，故意让中
国企业连续投标。
双龙汽车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收购价高于其他欧
美竞争公司？陶景洲解释，因为在审
批过程中，有审批通过或者不通过的
可能，这其中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卖
家会承担多少风险，就会让卖家提高
价格转移风险。
“如果由于审批原因导致收购搁
浅或者失败，卖家就无法实现其卖出
的商业行为，这就造成买家需要承担
因审批而造成的风险溢价。”陶景洲说。
另外，中国企业在过去海外兼并
收购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也吃过不
少亏，这里有一个“志在必得”的心
态需要改变。
“很多企业在做一个项目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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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谈了这个项目，如果谈不成多丢人，我一定要把它拿下。”陶景洲说，欧洲企业在海外收购项目中，十个调研项目中能够谈成一个就很不错了，要放弃志在必得的心态，如果项目有问题或风险过高，那就要坚决不买。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式的论调，让被收购国政府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成为“走出去”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根据过去兼并收购中的经验教训，有些项目之所以不能成功，交易对手感觉这个交易不是一个商业交易，而是某种政治活动。”陶景洲说，这造成了海外投资中的某种障碍，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德国的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BMWi）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将更为严格。
这其中，已经折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项目，包含了华为收购
3Com、3Leaf，金沙江创投财团收购飞利浦旗下公司，华润微电子和清芯华创联合收购仙童半导体等案例。
“国际投行在提供兼并收购过程中，希望尽快促成跨境收购，以便取得丰厚佣金，对未来收购企业的盈利及营业并不在他们考量之中，投行只关心交易能不能达成。”陶景洲说，企业尝试“走出去”一定要做好功课。他建议总结学习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海外兼并收购中的教训，可以少交一点学费。
海外投资风云突变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令市场担忧，这种“逆全球化”的忧虑加深海外投资东道国的审查。传统上对中国审批宽松的国家也正在发生变化，并购过程中涉及信息类、高科技等敏感行业
则对中国企业频频说“不”。
“逆全球化，对本国来讲是对国
内产业的保护，但牺牲了他国利益，
引发全球产业链的连锁反应。”陶景
洲评价道，特朗普这种“让美国再次
伟大”的策略，并不会受到全球大多
数国家的欢迎，这是对自由经济、市
场经济的挑战，激发全球民粹保护主
义盛行。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影响是双面
的。“一方面，特朗普会拉宽高科技
领域的范围，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同
时也会影响欧洲，引发在高科技领域、
国家机密安全领域的限制。另一方面，
非重要工业领域，特朗普政府希望更
多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商人思维，
对中国企业海外布局是正面影响。”
陶景洲说。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前景，陶
景洲分析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一带一路”国家投
资中，要注意沿线欠发达国家的法律
风险、政治风险，因为司法独立性与
公正性存在一定的隐患。
“仅仅依靠当时在位的强势人物
的个人支持，或者某位在位高管的允
诺，是不应该大胆投资的。最好能够
通过议会，或者多数派与少数派共同
批准，这比较安全。”陶景洲分析，
能够具备国内法项下的政府的书面保
证或者保函，违约可能性就会很低，
“在海外投资，要多考虑未来各种阻
碍交易的可能性与困难。”
第二，在商言商，不管国企还是
民企，需要以盈利为考量，不能以不
赚钱为目的。
国企和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
因为目标不同也会引发策略差异。陶
景洲说：“国企的选择与主营业务相
关配套多一点，民企则任意性大一点。
收购文化上，要考虑与中国市场的潜
力、上下游关系、现有业务的融合。
兼并收购的重要一点是要平衡中国市
场、发挥中国市场潜力优势。”
第三，如果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的
兼并收购，不管是美国、德国、日本
等西方国家，抑制高科技投资流向中
国的项目将不会有松动迹象，这种警
惕性将影响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此外，陶景洲针对“买买买”企
业与境内的管理，建议不能强行
输出中国管理风格，也不能用美国主
导的管理文化输入欧洲，管理思路上
更应本地化。“购买公司要考虑团队
稳定性，收购后的公司治理不能做太
大调整，这会引发很强的冲击。”往往，
不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是否能够融
入当地社会，是否对当地就业产生消
极影响等等。
陶景洲总结“走出去”经
验与教训，认为企业需要
全面评估审批溢价、调
整投资心态、直面审
查与坚持商业原则，以及
正确审视收购后面临的风
险。
CHINA REAL ESTATE FINANCE中国房地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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