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和媒体更热衷于对事件衍生出的边缘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对事件本身以及真相失去了求知的欲望。随着技术赋权时代的到来，公众开始挑选并相信自己认为真实有效的信息［1］，对事件的看法存在许多不理性的地方，由此，边缘话题逐渐增多，舆论逐渐偏移。
“成都确诊新冠女孩”事件舆论的焦点从刚开始对受难者的同情逐渐向情绪泛滥、人身攻击、网络暴力转移，用舆论的力量推动事情解决［2］。后真相时代并不意味真相的消逝，人们只是更期待符合他们想象的真相［3］。舆论失焦的危害不容小觑。
1 情绪泛滥：舆论关注点逐渐失焦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和疫情有关的事情受到众的高度关注。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较为平缓后，成都突然出现的病例又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紧张情绪，人们害怕疫情会再次传播，因此，“成都确诊新冠女孩”事件主人公的行踪轨迹成了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随着确诊
女孩行踪轨迹被公开，受众的视野从对疫情的关注转移到了对女孩私生活的关注上。
2020年12月8日，网上传出一张确诊女孩的行程轨迹通报图，轨迹显示女孩在确诊前出入多家酒吧，随后又有一张疑似泄漏的流行病学调查图。“成都确诊病例孙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大众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新冠肺炎疫情上，而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确诊女孩的私生活上，讨论的内容通常有“女孩”“20岁”“酒吧”等几个关键词，他们对确诊女孩的交友模式、社交圈进行批评指责，甚至发展到侮辱女孩人格的地步。“转场皇后”这种带着明显辱骂性的词语出现在舆论场里，舆论发展到越来越不可控制的方向。
当人们对事情还不了解的时候，就随意下定论，这是人们被对疫情的恐惧冲昏了头脑，是对真相漠视的表现。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话语对一个20岁的女孩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在“成都确诊新冠女孩”事件中，人们不关注疫情，不关注确诊感染的她是否健康无恙，而把她看作病毒［4］，把自己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厌恶等情绪全部倾泻在她的身上。“成都确诊新冠女孩”事件的主人公发声说，自己只是一个确诊患者，在第一时间配合疾控中心完成了流调工作，没有隐瞒自己的行迹，如实及时上报，配合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面对确诊女孩的端正态度，人们应该也应该控制自己，不应把责任推给感染者，更不应把对感染者的无端指责、攻击看作是合理的。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人人手上都握着一把刀，谁给的刀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捅出这把刀的是不是自己。
缺乏理性的舆论失焦又何尝不是一种病毒，感染那些被情绪支配的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人人都不想成为新冠肺炎患者，而新冠肺炎患者首先是受害者然后才是传染者，他们也享有隐私权，而不应遭到无端的指责和谩骂。
2 网络暴力：后真相时代网民体狂欢
近年来，网络暴力这一主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参与网络暴力的人最初也只是拥有言论自由权的普通网民，但内心黑暗不断增加、网络环境监管宽松等主客观因素让他们最终成了“键盘侠”。
新媒体时代，个人的意见表达凸显出个人对个性自由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追求［5］，但个人发表意见，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6］。通过谩骂他人、传播消极信息从而获得满足和快感是不正确的。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是坚持集体主义的［7］。在新媒体普及的背景下，微博、、知乎等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在各种网络媒体上的网络暴力成为后真相时代网民的一种体狂欢［8］。“后真相”一词最先出现在1992年的《国家》杂志中，现多用来形容“情感比客观事实更影响舆论”［9］。“后真相”强调情绪主导真相、感性主导理性。网民的观点充满着浓重的个人情感彩，折射出每个人的三观，比起探寻真相，网民们更倾向于肆意地宣泄自己的情绪。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交流和分享信息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人人都有通过媒介参与信息传播的机会［10］。在互联网中，个人空间被不断地压缩，个人过分依赖网络获取需要的信息，而网络上的
信息又真假混杂、难以辨析，人们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跌入舆论的漩涡，丧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11］。
随着舆情的不断演变，网民对成都确诊女孩进行，将自己看作是“正义的化身”“网络世界里的警察”，不断将成都确诊女孩的身份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各种个人信息泄露出来。在成都市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布后，“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的主人公的信息被完全暴露了，各种猜测、攻击、谣言扑面而来，网络谣言愈演愈烈［12］。
公众进行“”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寻想要的答案和真相，但随着不断的深挖和谈论，事件慢慢变
热点事件舆情演变过程中的舆论失焦现象分析
——以“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为例
茅凯花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近年来，热点事件舆情演变过程中的舆论失焦现象越来越常见，网络暴力发生的概率也越来越
频繁。本文通过分析“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事件在舆情演变过程中的网民情感，探究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失焦现象，以及新媒体时代该如何引导舆论使之对焦事件中心。
关键词：舆论失焦；网络暴力；情绪泛滥；后真相时代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106-02
106
第34卷第9期 2021年05月
Vol.34 No.9
May  2021艺术科技
成了一件话语事件［13］。“”成为网络空间体与个体间语言暴力的主要方式［14］。原本的疫情受害者被人们看作是疫情扩散的元凶。除了基本信息外，确诊女孩的婚姻情况等也被人泄露，甚至信息的泄露还涉及了女孩的父母等亲人。随后，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泄露确诊女孩隐私的人被行政处罚。虽然泄露信息的人被处罚了，但确诊女孩因信息泄露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逆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成都确诊女孩的情况，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她。
除了关注那些传播新冠肺炎患者信息的人，还应注意患者信息是如何流传到网络上的。当患者核酸呈阳性后，会让当地的流行病调查人员进行流调，流调的工作人员会将调查结果汇报到各级疫情防控指挥中心。根据警方通报，成都确诊女孩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只是在网上转发了微博，那么王某的消息来源又是哪里，这是需要大众思考的一个问题。互联网就像一张真实的网，一个结点连接着无数条看不见的线。“干净女孩不多了”“转场皇后”等言语在网络上不断传播，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消极作用。对疫情的焦虑和恐惧使一些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以“绝对正义”的立场审判一切。
3 新媒体时代下如何引导舆论对焦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交平台的不断变革使得意见领袖越来越多元化，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往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但在新媒体时代，追随意见领袖的受众越来越多，意见领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很多意见领袖发表的看法和言论并不一定真的是为了正义和真相，很多时候，他们的议程设置只是为了博取受众的目光和流量［15］。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为了利益而刻意忽视真相，一味迎合受众的感情需求［16］，盲目追求流量，全然不顾当事人的感受，泄露和传播隐私［17］，丢掉了应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在“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事件中，搜索网站上充斥着各种“标题党”新闻［18］，如“成都确诊女孩最新
轨迹曝光，一晚逛仨酒吧！14天跨五个区！成都理工危急”。“一晚逛仨酒吧”“14天跨五个区”这样的关键词明显存在很强的诱导性，容易误导受众，引起社会恐慌，会使人们将关注焦点放到确诊女孩的私生活上，而不是在疫情这件事情上［19］。如果各大媒体把不实信息当作新闻进行传播，那么在其公信力的加持下，新闻事实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变得面目全非［20］。
网络新闻改变的是新闻传播的形式，不能改变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和要义［21］。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部分。新媒体应在技术创新和传播模式更新的同时坚持职业道德规范，更好地实现媒体融合，向为公众服务的目标不断努力。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只有发挥好意见领袖的作用，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不断砥砺前行，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4 结语
纵观“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事件会发现，确诊女孩不仅是新冠肺炎患者，还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这一热点事件演变过程中的舆论失焦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消
极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前，人们应众志成城，一起抗击疫情。
参考文献：
［1］ 张银柱，蒋守龙.后真相时代的科普传播［J］.戏剧之家，2018（22）：212-213.
［2］ 陈相雨，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网民诉求方式新变化研究［J］.传媒观察，2018（09）：5-12，2.
［3］ 王淑一.后真相时代中反转新闻的思考［J］.戏剧之家，2019（26）：212-213.
［4］ 陈相雨，张卫.网络集行为动员：场域、策略及其风险［J］.江海学刊，2016（06）：226-233.
［5］ 张瑜，卫欣.网络微影像：互联网时代的影像新形态［J］.东南传播，2018（10）：105-107.
［6］ 尤旖芸，何雨欣.冲突消解：新媒体语境下粉丝暴力行为的变迁［J］.东南传播，2019（6）：76-79.［7］ 殷文，张杰.水平集体主义与参与式文化——网络化时代青年个人价值观新变化研究［J］.南京师大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9（02）：120-129.
［8］ 陈相雨，丁柏铨.抗争性网络集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J］.中州学刊，2018（02）：166-172.
［9］ 徐俊青.后真相时代下高校学生对反转新闻态度和行为的研究［J］.戏剧之家，2018（31）：135-136.［10］ 王淑一.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内涵研究［J］.艺术评鉴，2019（14）：163-164.成都大众
［11］ 陈丹丹，马晨晨.环境公共事件中大众建构话语权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以“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发
电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18（08）：31-34.［12］ 殷文，张杰，郑方惠.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中介化信任研究［J］.当代传播，2019（05）：36-39，60.［13］ 赵呈晨.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流动与再生产研究［J］.东南传播，2020（1）：16-19.
［14］ 刘文宇，李珂，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框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1）：119-124.
［15］ 黄霁风.电影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和价值传播的意义——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传媒观察，
2019（01）：72-76.
［16］ 殷文.扩散与反转：马克思主义在市民阶层的传播——以《申报》为中心的内容分析（1919—
1937）［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3）：5-19.［17］ 蔡雅雯.网络空间中负面题材报道的正向情感效果分析［J］.东南传播，2018（10）：142-144.
［18］ 杨思怡.从大众传播角度分析标题党现象［J］.大众文艺，2019（15）：194-195.
［19］ 张伟博.从熵理论解读“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自媒体传播乱象［J］.东南传播，2020（03）：24-26.［20］ 陈雨萌.网络新闻反转：新闻真实的动态呈现［J］.
东南传播，2019（07）：165-167.
［21］ 王俊霞.网络空间中如何通过采访提升新闻价值［J］.大众文艺，2019（06）：178-179.
作者简介：茅凯花（1997—），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