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MC事件背后的AIDS疾控危局
最近，成都市MC浴室这⼀事件把⼤家的⽬光都带向了男同性恋⼈这⼀长期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的特殊体，也引发了⼈们对当地疾控⼯作的担忧。今天沉思录请两位疾控⼯作者聊聊。本⽂讨论范围仅限aids疾控现状本⾝，不涉及体价值评判。由于相关原因，⼀些最新数据⽆法太详细。
在研究领域，“男同“的确切称呼为男男性⾏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具体⼜可细分为男性同性兼异性性⾏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women, MSMW)和单纯男同性恋⼈（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only, MSMO)。由于男男性⾏为⼈往往具有性伴情况复杂或多性伴、⽆保护性⾏为较为普遍等特点，其艾滋病的感染⽐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于这⼀⼈艾滋感染的现状，早在2009年，时任卫⽣部部长的陈竺就曾表⽰，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异性性⾏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
当前，艾滋病已经成为我国乃⾄全世界所⾯临的重⼤公共卫⽣问题。根据UNAIDS发布的最新数据，截⾄2019年底，全球现存活艾滋病感染者为3800万，2019年新发感染⼈数为170万。在我国，截⾄2019年10⽉，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95.8万例；1-10个⽉，全国进⾏了2.3亿⼈次艾滋病检测，新诊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3.1万，其中，异性性传播占73.7%，男性同性性传播占23.0%，性传播
持续为最主要传播途径。考虑到男性同性⼈在⼈⼝中所占⽐例⾮常少，可见传播⽐例之⾼。
在艾滋病传播扩散的当前，⾃2013年起，全国每年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HIV/AIDS）中，超过20%为同性传播，在部分省市，这⼀⽐例可以达到50%-60%。⽽据估计，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男同性恋数约占性活跃期男性⼤众⼈的2-4%，由此也可以看到，艾滋病疫情在男同⼈中的快速进展。
UNAIDS的数据显⽰，男男同性性⾏为⼈感染HIV的风险要⾼于⼀般⼈，达普通男性⼈的27倍。⽽部分MSM⼈迫于传统社会观念以及传宗接代的现实压⼒⽽选择结婚⽣⼦，部分性取向为双性恋和异性恋的MSM，也会同⼥性发⽣性⾏为。据相关调查，由于⼤量男同⽬前仍未出柜，很多男同性恋即便结婚了，也仍与同性伴侣保持着男男性关系。在2006年举⾏的⼀次全国61个城市的调查中，男同性恋的性活动也纳⼊了调查范围。调查显⽰40%—74%的男同性恋都会和⼥性发⽣性关系，艾滋病的传播存在进⼀步向普通⼈蔓延的风险。
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男同把艾滋病感染给妻⼦的案例。已确证的患者是否能在性⾏为中做好保护措施，⽬前尚缺乏强有⼒的约束⼿段，主要仍依靠个⼈的道德约束，⼤部分地区对于是否将结果告知配偶也⽆强制要求。对于恶意传播，取证困难，婚内、婚外传播的现象难以杜绝。如果说过去男同性恋结婚，同妻受到的只是⽣活中不幸婚姻的折磨，那么现在患病率不断上升的艾滋病则已成为她们
⽣命的潜在威胁。
由于男性的性活跃期⽐较长，因此在同性恋社交圈中，⼩到⼏岁的⼩学⽣，⼤到6070多岁的⽼⼈，年龄跨度也⾮常⼴。⽬前从调查结果看存在低龄化和⽼龄化两极发展的趋势。来⾃中国疾控中⼼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的数据显⽰，近5年我国15岁-24岁青年学⽣HIV感染者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35%。
根据《2019-2020年全国⼤学⽣性与⽣殖健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31%的⼤学⽣发⽣过插⼊式性⾏为，⾸次性⾏为的平均年龄在18-19周岁之间，发⽣过性⾏为的⼤学⽣中平均性伴侣⼈数达3.14⼈，每次性⾏为都采取避孕⽅法的⼤学⽣只有56.98%，可以看到多性伴、⽆保护性⾏为等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因素并不少见。
当前，我国青年学⽣艾滋病疫情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通过男性同性间性⾏为进⾏传播。中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数据显⽰，⾃２００８年以来，每年报告⾝份为学⽣的病例数中，⼩于１5岁的学⽣感染⼈数基本稳定在210～250例，且绝⼤多数都属于母婴传播感染。15岁及以上的学⽣HIV 感染⼈数逐年稳步快速上升，相较于２００８年的５２７例，近五年新报告的学⽣病例数基本维持在3000余例，2015年上半年新报告学⽣ＨIV感染⼈数⽐2014年同期上升了３５％。2014年在全国31个省、⾃治区、直辖市中，新报告学⽣HIV 感染⼈数超过100例的达到13个省份。
2020年1-6⽉新诊断的学⽣HIV感染者中，77％为⼤专院校的学⽣，98％为男⽣；从传播途径来看，主
要为性接触传播，其中男男性传播占81％，异性性传播占17％。考虑到患者可能因担⼼隐私⽽隐瞒⾝份，学⽣疫情也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某省市近五年报告的15-24岁患者中，仅20%-40%⾃称职业为学⽣，这与这些省份的教育现状并不完全相符。
在某⾼校的⼀次社会实践中，⼀位学⽣志愿者对⾼校学⽣发⽣⾸次男男性⾏为的时间进⾏了调查，短短数周即调查了百余⼈，其中近16%发⽣在⾼中，约3%发⽣在初中。与此相对，学校及社会的⼲预和宣教⼯作却未能及时跟进。对学⽣（也包括低龄学⽣）的性教育，现在并不是⼀个需要商讨的问题，⽽是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报告》中，对5万多名⼤学⽣性知识题调查的平均得分只有4.16分（满分9分）。⽬前，多数地区的性教育开展情况尚不够系统和充分，学校灌输式的教育对减少⾼危⾏为的作⽤有限，家长和⽼师们则仍在纠结性教育是否会使得性⾏为更早发⽣。
当前，艾滋病诊疗⼿段的进展⽇新⽉异，原来的“超级绝症”已变为⼀种可以长期存活的慢性疾病，就像⾼⾎压、糖尿病⼀样。但不同的是，艾滋病是⼀种传染病，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段便会传染给其他⼈。⽬前中国仍有接近30%的感染者未被发现，这些隐蔽的感染者因为⽆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疾病⼀直处在进展状态，预后令⼈担⼼；同时，这些未知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继续传播给更多的⼈。
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三五”⾏动计划中，提到了三个90%的要求，即感染者和病⼈经诊断知晓⾃
⾝感染状况的⽐例达90%以上，抗病毒⽐例达90%以上，抗病毒成功率达90%以上。如能实现，就能达到70%以上HIV/AIDS的病毒⽔平下降，传播风险也会降低。
就实际⽽⾔，难度最⼤的莫过于第⼀个90%。⽬前，疾控等部门采取了很多⼲预⼿段及措施来提⾼对“隐形感染者”的发现能⼒，⽐如同伴动员、⾃愿咨询检测门诊（VCT）、⼀站式服务和绿⾊转诊通道等，来⿎励⾼危⼈早检测、早发现、早，改善预后，降低传播。但是，疾控并⾮强⼒部门，当前的⼀系列⼲预措施也并不具有强制性，“知⾏分离”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外，还存在部分MSM⼈知道⾃⼰感染艾滋病毒后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的情况。近⼏年新报告病例的晚发现（发现时已进展⾄艾滋病期）⽐例居⾼不下，对⾼危⼈及其亚⼈的⼲预⼯作还有很长的路要⾛。
在艾滋病的威胁⽇益严峻的今天，MSM⼈活跃的⾼危性活动是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重要⼀环（特别是MSM⼈中的已婚⼈，是艾滋病由⾼危⼈向普通⼈扩散的桥梁之⼀）。
正如同新冠疫情的防治⼯作⼀样，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艾滋病防治⼯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古往今来，传染病的防治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公共卫⽣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年年攀升，但相关部门不可能⽆限制的投⼊资源。
当前，MSM志愿者等各类社会组织已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教育部门的积极⽀持，重视低龄⼈的性健康教育，⿎励学校、家庭和学⽣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我们也希望得到公安成都大众
系统的⽀持，对者等⾼危⼈开展深⼊、有效的⼲预。简⽽⾔之，唯有引⼊社会各界⼒量，不断强化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的机制，同时，采取更多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推动艾滋病防治形势迈向⼀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