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办不成大事？
    现在不是1961年：没有类似冷战的历史条件去刺激技术发展；没有在艰难险阻面前英勇无畏的政治领袖；没有因喜欢过部队生活而希望将一切活动组织纪律化的工程师团队；没有对探索太阳系之类的科幻神话笃信不疑的民众。总的来说，登陆月球并不困难，毕竟只用三天时间就可到达。可以说，登月活动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除了苟活之外，我们无所作为，未来的问题也将越来越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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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7月21日，巴兹奥尔德林小心翼翼的走出了11号宇宙飞船“鹰号”登月舱，与尼尔阿姆斯特朗一起，踏上月球表面的“静海基地”。抬头说：“美，太美了，壮丽而苍凉。” 他们形单影只，但他们在那颗寂静星球的灰表面上留下的身影，是人类集体力量的巅峰之作。八年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要求国会“承诺在十年之内将美国航天员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他的要求打乱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最初的“阶梯式多阶段”战略。NASA火箭研究部主任沃纳冯布劳恩曾认为，首先应将人类送上地球轨道，接着建造空间站，再飞往月球，然后建立月球殖民地。也许一个世纪后，人类将会登上火星。肯尼迪的目
标太过远大。就在他演讲的前几周，NASA将一名宇航员放入改造过的军用火箭顶部的小型太空舱，沿着弹道轨迹，将他发射到太空，就像马戏团的小丑表演，但之前没有美国人绕地球飞行过。该机构并不确信能否在总统允许时间内完成任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指令。这项任务要求国家局势空前稳定。尽管NASA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一家民营机构，但实施计划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因为这是一项拥有充沛资金援助的半军事化项目：除一人外，所有宇航员都从空军飞行员或者海军航空兵中选出;机构中的许多中年管理人员都有在二战服役的经历。计划的总指挥塞缪尔·飞利浦是空军将官,之所以让他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曾在民兵导弹项目管理上表现不俗。NASA在计划上的花费总计为240亿美元，约合现在的1800亿美元；在60年代中期的项目鼎盛时期，该机构享有超过4%的联邦预算。这项计划雇佣了大约40万人,与近两万家公司、大学和政府组织参与合作。如果说计划独占了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令合作机构倾其所有，那只是因为肯尼迪发出的挑战，涉及到解决一些令人头疼的小问题，比科技演化进程提早了数十年。各种解决办法往往很笨拙。为了防止脱轨，NASA建造了13只巨大且用途单一的多级火箭，有效负荷达50吨，可产生760万磅推力。只有一架难看的组合式航天飞机在最后期限前投入使用；但是，将指令舱和登月舱在途中对接、将登月舱送到月球
表面，以及在月球轨道上重新对接， 需要完成一组“空间舞蹈动作”，迫使NASA工程师开发和测试一系列航天新技术。有人因此壮烈牺牲了，其中包括1号的全体队员，他们被烧死在指令舱中。但是在1972年计划终止前，24人飞往月球，12人在月球表面行走，其中包括奥尔德林，去年八月阿姆斯朗去世后，奥尔德林成为目前健在的资格最老的宇航员。为什么要去月球？宇航员带回了841磅的古老岩石（奥尔德林偷运来的唯美乐土）。24个人中的大部分人强调，对我们家园的渺小和脆弱有了新的认识。（比较典型的是吉姆·洛弗尔，他回忆说，“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的生活、我爱的人、海军 —— 一切，整个世界，都轻如鸿毛。”）带有讽刺性的、基本上正确的答案是，肯尼迪想证明美国的火箭比俄国的更优越：在尤里·加加林首次踏入太空后短短一个多月，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下了战书。但这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也无法让我们知道，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登月计划的。1962年肯尼迪在莱斯大学的演讲，给了我们更清晰的提示：“但是，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是月亮？为什么选择月亮作为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要爬最高的山峰？为什么要在35年前飞越大西洋？……我们在这十年选择登月和做其他别的事情，不是因为它们容易，而是因为充满挑战；因为这个目标将有助于组织和衡量我们的最佳能力和技能……”登月不仅是在两种对立意识形态中取得的胜利，恰恰相反，登月时期，
人们表现出的最强烈情感是对科技卓越力量的怀疑。居住在瑞士洛桑的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给《纽约时报》拍了封电报，上面写道：“脚踏月球的土地，触摸着卵石，品尝着这次事件带来的恐慌和辉煌，感觉离开大地之后胃部的每一次蠕动——探险家所熟知的最浪漫感觉油然而生。”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登月计划诞生于一系列丰硕的技术成就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流水线和飞机，青霉素和疫苗；到世纪中叶，小儿麻痹症基本消除，到1979年天花也将被根治。不仅如此，阿尔文·托夫勒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将这些成就称为“助推器”，事实证明，这种赞扬毫不为过。数十年来，技术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移动速度，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追不上一匹马或者一艘帆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汽车和火车的时速超过了100英里。从那以后每十年，汽车和飞机都会使人类的速度变得更快。到汽车1961年，火箭驱动的X15飞行时度已经被控制到超过4000英里；1969年时，10号宇航员的时速达到25000英里。索尔·贝洛在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写道：“探索银河系不是恰逢其时吗？——“要么去推一推这颗蓝白绿相间的伟大星球，要么被它吹跑。”或许登月最有影响力的照片，是巴兹·奥尔德林留在月球表面布满粉尘的灰足迹。自从1972年17号后，再没人返回月球，或到达近地轨道之外的地方。无人超越10号成员创下的飞行速度。（从2003年超音速客机最后一次
飞行后，民用交通已开始减速。）人们对技术力量的乐观主义态度已经消失，我们曾经希望借助技术力量解决饥饿、贫穷、疟疾、气候变化、癌症，以及日益棘手的老年疾病，看来似乎难以实现。还记得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我坐在起居室中看17升空的情形。那时候我五岁，妈妈还警告我别盯着看土星5号火箭燃烧的尾气。我模模糊糊地知道这是月球计划的最后一次任务 —— 但我十分肯定，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会建成火星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呢？狭义的解释人类解决大问题的能力出了问题——这已是老生常谈。然而近来，硅谷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抱怨愈演愈烈。只是通常在表达上略有差别：人们说缺乏真正的创新。相反，他们担心的是，技术专家只是讨好我们，把精力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小打小闹上。创始人基金是皮特·泰尔创立的一家风险资本公司。贝宝PayPal是合伙人之一，他的座右铭是：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但我们却得到了140个字（译者注：指Twitter）。创始人基金举足轻重，因为它是当地号称“贝宝黑手党”的投资机构，至今仍是硅谷的中流砥柱，而硅谷仍旧是地球上技术创新的最重要领域。（“贝宝黑手党”的其他会员包括SpaceX公司和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艾龙·马斯科、LinkedIn公司执行总裁雷德·霍夫曼，以及手机支付应用公司Square运营总监基思?拉布伊斯。）泰尔为人刻薄，去年他对《纽约时报》说，他认为iPhone称不上技术突破。“比起登月计划，”他说，互联网是“一
个不算大的网络”。Twitter为500人提供了“未来十年的工作保障”，但是，“它给整个经济创造了什么价值？”诸如此类。贝宝的另一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说：“我想我们应该树立更高目标。我遇到的一些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抱负…… 他们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一些毫无意义、却具有破坏性的创新上。”为什么没有颠覆性创新？硅谷的解释狭隘而简单：市场——特别是风险资金为企业家提供的激励——难辞其咎。“未来怎么办？”在创始人基金的公告中，合伙人布鲁斯?吉布尼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风险投资组合开始展现出不同前景…… 从为转变型企业提供资金转向已解决了增值问题或者造虚问题的企业…… 风险投资不再是未来的资金来源，而是变成了某些功能、小工具、末梢产品的资助商。吉布尼认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得益于充足的资金。但在11号登月时代看似是未来主义的东西，到现在“仍然遥不可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技业缺乏资金注入，那些钱已被大量挥霍于电子领域。” 当然，这种论点非常虚伪。贝宝公司的“头目们”正是因为公开募股和收购这种“小打小闹的公司”而大发利市。拉夫琴最近成立的公司Slide由创始人基金会投资，2010年作价两亿美元卖给谷歌公司，但今年初，谷歌又将其关闭。Slide公司曾为Facebook开发“超级扑克”和“娱乐墙”等的应用小程序。硅谷辩解的真正难点在于，它不足以对情况做出解释。有观点认为，除了对潜在的重要技术感兴趣之外，
风险投资已经失去了风险偏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十年里，半数基金的回报平平或亏损。这也可以有效地说明精神的崩溃怎样使那些获得融资的公司规模缩水，谷歌除外（他们的企业目标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网，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与英特尔、苹果、微软等建立于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大公司相比，近15年内成立的创业公司的企业理想显得十分幼稚。（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承诺“要把计算机带到每个家庭里，让每个办公桌都放上电脑，”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则要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电脑”。）硅谷的解释则将科技与风险投资喜欢的科技混为一谈：例如，吉布尼通常比较认可数字技术。即使在风险投资家最乐于冒险的时期，他们也更喜欢投入很少，并要在8~10年回收成本。风险投资总是设法进入获利丰厚的科技产业，如生物技术和能源，但这些产业的资本需求巨大，发展不确定，而且周期很长；风投公司从未涉足过技术研发领域，因为那意味着要解决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而且没有明显而直接的经济价值。资金问题只是部分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撇开个人电脑革命不提，如果我们曾经大有作为，现在却不再继续，那么，改变的是什么？硅谷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要求风险资本家更好地投资以外，对于该如何激励技术人员解决重大问题却只字未提。（创始人基金承诺“尝试”将“投资用在能解决难题的聪明的人身上，这里的难题通常指的是科学或工程问题。”）拉夫琴、泰
尔以及前国际象棋冠军盖里?卡斯帕罗夫计划出一本书，书名初步定为《蓝图》，书中将解释世界的创新意识到哪里了。 该书原计划于今年3月发布，但现在发布日期已无限期推迟。拉夫琴说，原因在于几位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未达成共识。让我们明文规定，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家精神是科技创新发展和商业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种规定自身无法解决大的问题，其相应的弊病无法使我们的集体行动能力通过科技释放出来。无法克服的复杂性答案是这些问题太过复杂，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有时我们选择不去解决大的技术问题。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去火星旅行。NASA已经勾勒出一幅蓝图，官方术语称之“设计体系结构”。令人惊讶的是，该机构知道怎样把人送上火星和返回地球。“我们清楚挑战性在哪里。”NASA载人航天项目副总设计师布雷特·德雷克说。“我们知道需要何种技术，何种体系。”德雷克解释说，这项任务将持续两年左右；宇航员要花12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火星，在火星表面停留500天，研究星球表面的地质情况, 并试图了解是否有过生命现象存在。不用说, 还有很多问题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还不清楚的：是否能充分保护登陆人员不受宇宙射线的辐射，怎样安全地着落，以及住的问题。但如果能得到更多资金或重新分配目前的支出，并现在开始着手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人类或许在2030年的某个时刻踏上红星球。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大家都觉得地球上还有许多有用的事情要做。登火星就像
去登月球一样，要服从于政治决策，而这项决策必须唤醒或得到公众的支持。但是，几乎没有人像巴兹·奥尔德林那样，认为“必须探索”。有时我们无法解决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机构还不具备这种能力。2010年，世界上只有不到2％的能源消耗来自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燃料。（最常见的可再生能源仍然是水力发电和燃烧生物燃料,我是指木材和牛粪。）其原因是廉价：煤炭和天然气的成本要低于太阳能和风能，石油的成本要低于生物燃料。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燃烧矿物燃料时，会释放副产品二氧化碳，我们需要价格上可与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相匹敌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目前它们还不存在。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商业领袖同意在国家政策和国际条约中促进这些替代品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在能源研究和发展上的投资应大幅增加，在美国，这方面的开支在整个研发支出中的占比，已从1979年10％的高点降至2%，或者说每年约为50亿美元。（两年前，比尔·盖茨、施乐公司总裁厄休拉·伯恩斯、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以及硅谷的风险资本家约翰·杜尔呼吁，把在能源研究上的公共投资增加三倍。）目前，碳是一种具有负面作用的副产品，碳排放应该是有成本的，可以通过透明的税收或一些更不透明的市场机制来征收。应该有一种规章制度处理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污染问题，设定企业和国家的污染排放上限。最后，也是最不具体的，能源专
家一致认为，即使在研究上投入更多、对碳排放收税、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我们还缺少一件重要的东西：用来演示和测试新能源技术的充足设备。对私营企业来说，建造这样的设备过于昂贵。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共同测试和优化创新型能源技术，没有一些途径分担开发的风险，能源替代将继续对能源的使用影响甚微，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比化石燃料更昂贵。不幸的是, 任何能够体现美国能源政策或国际条约学术共识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美国某政党会本能地反对工业法规，并且佯装怀疑人类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因为除非工业化国家提供好处，否则，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不会减少排放量。没有美国政策或国际条约, 近期不可能会出现有竞争性的替代能源,除非有所谓的“能源奇迹”。有时大问题,看似是技术性的，结果并非如此,或者可以看似合理地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直至前不久,饥荒都被认为是由于食品供应不力引起的，因此，似乎可以通过增加食物分量和供应点的可靠性、还可能推广新的农业和工业技术来解决。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表示,饥荒是政治危机对食品分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森的观点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时,目睹了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由于战时囤积、哄抬物价、殖民政府定价收购等原因，造成三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和贫苦市民不必要的死亡。森用图片说明, 实际上，饥荒年景的粮食产量是比较高了。)技术可以提高作物产量或优化粮食的存储和运输系统：国家和非政府
组织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已经降低了酝酿中的饥荒的数量和严重性。但饥荒依然会发生,因为总有一些不像样的政府存在。然而,根深蒂固的问题会带来社会成本，应该有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人们对此寄予厚望。因为期望值太高，所以，免不了对技术产生失望情绪。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2.16亿人感染疟疾, 大多发生在贫穷国家。科技不起作用：在热带地区，传染性强的蚊子满天飞,患病后费用昂贵,穷人是可怕的消费者。对付疟疾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消除积水,排干沼泽地的水,提供蚊帐，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发展。诸多努力已经降低了疟疾传染率。但这并未阻止比尔?盖茨和前微软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沃德 (《私人投资者对激励创新的作用》的作者)等技术专家的关注，他们为重组疫苗、转基因蚊子，甚至灭蚊激光等研究提供基金。这些理念具有独创性的,但他们都受到虚荣心的驱使，试图用科技解决贫穷所带来的问题。最后一点，有时不到解决大问题方法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把问题弄明白。20世纪70年代末，生物技术取得的首个突破性进展一目了然：通过诱导重组的大肠杆菌来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人体生长激素，以及我们已了如指掌的蛋白质。然而，要在生物医学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对某些疾病的基本机理还不够了解。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倡导发起对癌症宣战活动。但很快就发现，癌症不止一种，而且大多数癌症对具有耐药性。
也就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当我们开始对不同的癌细胞进行基因重组排序、弄明白这些细胞是怎样通过突变在不同癌症患者体内扩散的时候，靶向似乎才变得具有可行性。随着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将是健康问题。到2050年，仅在美国，临终关怀护理（一种新型的、人性化的护理模式，注重用人性化的方式提高绝症患者的生命质量，而不是一味地延长病人的生命）的年花费就将达到1万亿美元。但我们几乎对痴呆症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有效的方法了。棘手的问题都是难啃的骨头。如何应对并不是说我们否认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大问题，我们能够也必须解决。前提是要具备以下因素：政治领袖和大众必须对问题的解决充满热忱，我们的社会体系必须全力支持，还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技术问题，而且，我们必须弄懂它。计划即是通过技术来解决大难题，完全符合上述标准。但这种情况在未来不可重现。现在不是1961年：没有类似冷战的历史条件去刺激技术发展；没有在艰难险阻面前英勇无畏的政治领袖；没有因喜欢过部队生活而希望将一切活动组织纪律化的工程师团队；没有对探索太阳系之类的科幻神话笃信不疑的民众。总的来说，登陆月球并不困难，毕竟只用三天时间就可到达。可以说，登月活动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除了苟活之外，我们无所作为，未来的问题也将越来越难以解决。我们并不缺乏挑战。很多人还没用上电，上百万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气候在
恶化，制造业效率低下，城市交通混乱，教育费用昂贵，痴呆症或癌症将困扰几乎所有老年人。通过前面这些例子，我们应认真审视这些问题，并让世人了解，技术专家们正在孜孜不倦地尝试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