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
———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白　杨
  摘　要：书写由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焦虑”，始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确认个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以镜像功能的意义，构成现代诗人笔下内涵深邃的意象。对“中国形象”的营造，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情结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生态及知识者心路历程的见证。
关键词：台湾现代诗；中国形象；怀乡叙事；历史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3-0059-0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 W06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BWX07)；吉林大学2010年研究生课程体系与核心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白杨，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
  被政治洪流裹胁到台湾岛上的现代诗人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场域中开拓现代新诗的生存空
间，他们所思所感常常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三重主题：被迫离开原乡的伤痛绝望情绪、存在的荒谬感、逃离政治禁锢的诉求。站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回顾往昔或瞻望未来，他们的诗句中总是郁结着一种浓重的悲情意识，被放逐的历史境遇使他们开始重新考量时空存在与个体命运的关系，他们在记忆中搜索“中国”印记，在现实中捕捉原乡的信息，在诗句中塑造“中国文化空间”，为反抗生存困境而营造的诗意心灵家园，昭示出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态及知识者的心路历程，并尝试触及历史与存在的本相。
时代性焦虑与“浪子归家”之困
叶维廉在《双重的错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思》一文中回顾现代诗的生成背景，曾经提到:“被迫离开大陆母体而南渡台湾的作家们，在‘初渡’之际，顿觉被逐离母体空间及文化，永绝家园，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焦虑、犹疑与彷徨;‘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全面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五六十年代在台的诗人感到一种解体的颓然绝望。他们既承受着五四以来文化虚位之痛，复伤情于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①在一种异质性时空环境中，写诗既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②，也成为现代诗人们用来确认自我同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式。一些诗人通过自造时间与空间的方式传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异己感受，洛夫笔下的“石室”(《石室之死亡》)、痖弦笔下的“深渊”(《深渊》)、商禽笔下的“天空”(《梦或者黎明》)，以及张默《上升的风景》诗集中的“峰顶”意象，都以晦涩的方式书写存在的焦
①②叶维廉:《双重的错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思》,《创世纪》140～141期合刊,2004年10月，第58页。洛夫:《诗人之镜———〈石室之死亡〉自序》,《创世纪》第21期,1964年12月，第2页。
虑，这些坚硬、孤绝、阴暗、暴力的空间意象成为政治动荡时代的“隐喻”，在某种层面上，也以抽象的意义显示出诗人心目中对被分裂的“中国版图”的主观体认。福柯在其“他者空间”理论的阐释中曾提出“异托邦”(U t op ias Heter o2 t opoas)概念，对空间想象的文化政治意义有颇为独特的阐释。在福柯看来，传统理念中的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地方”,“它自身展现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形式，或者一种倒反的社会形式，但不管怎样，乌托邦都是一个非真实的地方”。然而,“在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中，还有一些地方，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①。他称这样的地方为“异托邦”，并坚信它同乌托邦一样具有质疑、改写现实的镜像功能，借助异托邦镜像实现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多重界定，引发出诸多关于文化、政治及哲学问题的探讨。台湾现代诗人们在创作的当初并没有这样的理论自觉，但他们从残酷的战争体验中感悟生命意义，在文化断裂带上寻索浩远的历史记忆，对异己空间的想象、定格最终凝定为具有异托邦意味的文学世界，他们的诗意创造因此具有了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双重价值。
对现实异托邦的注视、抗拒成为现代诗人们逃离生存困境和政治禁锢的内在精神动力，诗人们常以“浪子”自喻，在台湾、中国大陆与自我角的定位中，现实的台湾被想象成生命的囚笼、战场，而往昔的
大陆生活，虽然并不全是美好的回忆，却因为历史时空的骤然断裂而具有了精神私史的意味，对故国家园的深情回望，即使是酸涩的，也是唯一能够借以对抗历史遗忘的方式。在一般的意义层面上,“浪子”既指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又代指那些不受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约束的放荡不羁的人，对台湾现代诗人们而言，这个意象正暗合了他们的现实生命经历和内在的文化选择意识。年少轻狂的浪子在最初离开亲族故园之时，并不曾意识到彼时的分别有可能变成永诀，他们踌躇满志地在世界各地巡游,“在特洛伊城堞的苔鲜里倾听金铃子的怨嗟/在圆形剧场的石凳下面，偷闻希腊少女的裙香/在合唱队童小溪般的声带中，悄然落泪/在莎福克利斯剧作里，悲悼一位英雄的死亡”(痖弦《我的灵魂》)②，对西方文明的观看唤起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我听见我的民族/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哟”，于是,“我的灵魂要到汨罗去/去看看我的恩师老屈原/问问他认不认得莎孚和但丁”,“我的灵魂要到长江去/去饮陈子昂的泪水/去送孟浩然至广陵”(痖弦《我的灵魂》)，浪子的精神漫游没有使他们迷失于异质文化空间，当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时，倦游的浪子决心归家———“我虽浪子，也该我的家”(痖弦《我的灵魂》)。问题是“归家”的路已经迷失在政治风暴中，为了回家，他们经受了身心的折磨,“他设想自己是一把钥匙/如此艰辛如此执著他开启那门”,“在刺痛了自己的脚掌之后他开始/用手行走”(辛郁《捕虹浪子》)；然而历尽艰辛之后，得到的结果也仅仅只是“一滴流浪天涯的眼泪/怔怔地瞪着一幅满面愁容的秋海棠”(张默《时间，我缱绻你》);“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除了把落日留给海峡/除了把灯塔留给风浪/除了把回不了头的世纪/留给下不了笔的历史/还留下什么呢，一生苍茫?”(余光中《高楼对海》)台湾学者简政珍评述余光中作品里的放逐书写，敏锐地指出:“余氏作品的母题是‘归’，但真正的主题是‘归不得’，
放逐者或诗人似乎不是生存在现实里面，而是现实之间。”③事实上，这种“归”与“归不得”的困境并不是余光中一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整整一代人纠结于心的生存悖论。
现实的家园归不得，现代诗人们便退回内心，依托记忆中的碎片形塑“文化中国”的样貌。其中，由童年、少年时的生活记忆铺叙而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①②③此处译文转引自周宁《花园：戏曲想像的异托邦》,《戏剧文学》2004年第3期，第24页。
痖弦:《弦外之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9页。
简政珍:《放逐诗学》，台北：联合文学,2003年。此处转引自叶维廉《双重的错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思》,《创世纪》
140～141期合刊，第64页。
的乡土中国形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发现，台湾现代诗中的“中国形象”很少借用传统文学中约定俗成的公共象征符号，而能以鲜活的个体生命印记编织出独特的历史画面。痖弦写家乡的“红玉米”,“它就在屋檐下/挂着/好象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红玉米》),“屋檐下的红玉米”可以说是乡
土中国一个永恒的画面，它代表着乡村文化中某些恒定的、常态的因素，想起它便想起乡村生活的日常节奏和淳朴乡情；它也充当着历史的见证者，在斗转星移的时代变迁中，默默地注视乡土文化的消逝，与私塾先生的戒尺、表姊的驴儿、叫哥哥的葫芦(《红玉米》)等相关的个人成长记忆永远消失在时空隧道中了，生活在动荡政局下日益西化的台湾工商社会中，痖弦对乡土文化的注视充满悲情———“你们永远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红玉米》)。对于历经战乱、漂泊之痛的台湾现代诗人们来说，乡土生活中某些记忆深刻的细节常常成为他们抒发乡情乡愁的媒介，梅新有一首诗写冬日里漂泊者的心绪，称“取暖的最佳方法/是想家”,“想母亲的一声呼唤/想隔壁邻舍推门借盐来/想天雨的鸡鸭/在长廊上/甩身上的雨水/想童年/望着梁上的燕窝/明年的燕子/还会是/今年的那一只吗……家里的每一件事/都是深冬/拢在棉袄里的火笼/暖在心头/也暖出了/脸上的笑容”①，这首诗的情境与余光中《呼唤》中写的“我”“在屋后那一片菜地里/一直玩到天黑/太阳下山汗已吹冷/总似乎听见远远/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商禽1960年秋与诗友同游台湾三峡，晚宿临河旅馆,“夜有捣衣声惊梦”，推窗搜寻，见一女子浣衣溪旁,“因忆儿时偕诸姑嫂濯衣河上之欢，水花笑语竟如昨日，不禁戚然”②，于是写下《无言的衣裳》,“月一样冷的女子/荻花一样白的女子/在河边默默地槌打/无言的衣裳在水湄”,“无人知晓她的男人飘到度位去了”,“灰朦朦的远山总是过后才呼痛”。眼前的现实与怀乡的梦境混融一体，近似实录的节制的诗句与文字背后痛彻心肺的乡愁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现代诗人笔下这些极易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的情境、意象，对身世飘零的个体生命而言却意义重大,“记忆是一种相生相克的东西，它既是一种囚禁，对流离在外的人是一种精神的压力，严重的时候，可以使
人彷徨、迷失到精神错乱；但记忆也是一种持护生存意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时，还可以成为一种解放”③。对被放逐的浪子而言，永诀家园的伤痛正是凭借诗歌想象中的乡土中国形象而得到舒缓、转化的。
个人命运渗透进民族历史的审视中，台湾现代诗人的乡土关怀流露出深切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思考表现为两种向度：纵向上对中国历史的评判；横向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展开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如何面对民族历史的过去和怎样正视民族的今天，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对过去的反思或是对现实的审视，它们的目的都在提醒民族身份对于每个中国人的重要性”④。痖弦回顾自己的诗路历程时曾经谈到:“战乱使人失去得太多，也得到很多。一路上的流亡生活，见到许多前所未见的，杀戮，抢劫，人性的卑微，国家的危难，以及自己身受的痛苦和委屈。”对战争苦难的反刍形成了他最初的诗思,“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使我因流亡而麻木的感情复苏，我开始疯狂地写，写，写!写我们苦难的民族，写我们蒙辱的山河，写北方古老的乡村和大野，写战争，写爱情，写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愤和呐喊!”⑤他的名篇《盐》(1958年)，写乡村社会一名普通农妇的悲惨生活，以“盐务大臣”、“1911年党人们到了武昌”等词语点明时代背景，那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苦难深重的时期,1911年的革命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社会进步，在乡间严重的灾荒把底层民众逼上了不归之路,“二嬷嬷”在豌豆
白杨：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①②③④⑤梅新:《取暖的方法》，洛夫、沈志方主编《创世纪四十年诗选》，台北：创世纪诗杂志社,1994年，第138～139页。
商禽:《无言的衣裳・后记》，洛夫、沈志方主编《创世纪四十年诗选》，台北：创世纪诗杂志社,1994年，第64页。
叶维廉:《双重的错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思》,《创世纪》140～141期合刊，第62～63页。现代i20价格
赵小琪:《身份冲突中家的建构与功能———余光中诗歌“家”的文化学阐释》,《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第100页。转引自龙彼德著《痖弦评传》，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第33页。
花盛开的春天里吊死在榆树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的翅膀里”，她那“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的乞求声飘逝在风中，形成对残酷历史的莫大讽刺。政治历史的巨轮总是无情碾过乡土中国的世界，卑微小民的生命和愿望被忽视、被扼杀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痖弦以现代意识质疑历史罪恶，为被湮没的苦难众生发出愤怒的声音，在1950年代的台湾，执政当局仍然以严酷的政治统治约束个人言论的时代，痖弦以乡土中国为题材的诗作也流露出现实批判的意味。
1958年，痖弦与余光中不约而同地都写下了以《芝加哥》为题的诗作。写这首诗的时候，痖弦尚未去过美国，因此诗中所记所感只是一种神游；余光中则因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进修而正处于乡愁情
感的煎熬中。有趣的是，两首诗作对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芝加哥全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痖弦引用美国诗人桑德堡的诗句“铁肩的都市/他们告诉我你是淫邪的”作为题记，继而书写“在芝加哥我们将用按钮恋爱，乘机器鸟踏青/自广告牌上采雏菊，在铁路桥下/铺设凄凉的文化”；余光中笔下的景象也是“文明的兽，摩天大楼压我们/以立体的冷淡，以阴险的几何图形/压我，以数字后面的许多零/压我，压我”,“爵士乐拂来时，街灯簇簇地开了/斯风打着滚，疯狂的世纪构发了———/罪恶在成熟，夜总会里有蛇和夏娃/而黑人猫叫着，将上帝溺死在杯里”。现代都市快捷、高效的生活原本应该带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诗人以惊喜、向往之情，然而倾泻在诗人笔下的情愫却充满了异己感和排斥感，我们知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思潮作为对“反共文学”的反拨以及台湾社会日益西化的产物，正在思想、艺术实践中搅动起阵阵热潮，痖弦、余光中都曾是这股思潮中的先行者，他们从对西方文化的观看中获得了世界视野，借鉴了阐发生命体验的思想与技巧，令人不解的是，由《芝加哥》这样的诗作提供的“西方形象”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事实上，同一时期两位诗人的其他作品中也多充斥着类似的主题，如痖弦的《巴黎》、《罗马》，余光中的《新大陆之晨》、《我之固体化》、《多峰驼上》等。现代诗人们对具有“精神导师”意味的西方文化的回馈，为什么呈现出如此矛盾的状态?从客观状况看，这与20世纪内忧外患的屈辱历史导致华人在异域备受歧视排挤的生存感受有关；在主观意识上，则与具有了世界视野的知识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及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思虑有关。从大陆赴台的现代诗人，在民族认同上始终坚定地坚持中国意识，当审视个人命运时，他们的视野所及是台湾与大陆；而当审视中国的命运时，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就是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等有
关的命题，历经战乱流离之苦的现代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进行着满怀焦虑的思考，痖弦对以芝加哥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都市的否定，延续了他一贯的对乡土中国在现代文明侵袭之下走向没落的忧虑，余光中则从现实世界中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切身感受走向了艺术的回归之旅。在中国与西方的对视中,“文化中国”的形象逐渐变得饱满起来，从痖弦《芝加哥》中那只“孤立在草坡上”的“狐”，余光中笔下那只“来自亚热带的难以消化的金甲虫”(《芝加哥》)，越来越具体地凝聚为诸如狂歌痛饮的李白(余光中《寻李白》)、铮铮傲骨的屈原(痖弦《屈原祭》)、落拓不羁的李贺(洛夫《与李贺共饮》)、吓退单于的飞将军(余光中《五陵少年》)等形象。台湾现代诗中出现了大量借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古典文学作品与人物来抒情的诗作，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诗人们对古代文人形象的书写，并不是简单地顶礼膜拜，而普遍选择精神对话的方式重塑古代人文精神，洛夫与李贺“共饮”，看重的是两人在抗拒流俗上的人格共鸣；余光中祭悼屈原，也是敬佩其“永不屈服是正则的脊椎”而引为同道,“你是鲑鱼，逆泳才有生机/孤注一跃才会有了断/如你，我也曾少壮便去国/《乡愁》虽短，其愁不短于《离骚》”(《秭归祭屈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情回眸既是抒发诗人心中的乡愁，也寄寓了他们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性思考，痖弦说:“我一直主张带着故乡去旅行，带着自己的文化去碰撞别人的文化，那才有立场，才知道比较与选汰，文化归根、浪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子回家才是向西方学习、礼巡的最终目的。”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现代诗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超
越了乡愁文学的局限，创作出既有现代感又不脱离民族传统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新范式。
从“近乡情怯”到生命之痛的诗性超越
1976年11月末，由羊令野、洛夫、张默、罗门、辛郁、商禽、方心豫、菩提等人组成的“现代诗人访问团”，应韩国笔会邀请赴韩交流，期间的行程之一是参观板门店。这个因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在此签订而扬名于世的地方，意外地搅动起台湾现代诗人们复杂的心绪。作为政治较力的标志，板门店同台湾海峡有太多的相似，已届不惑之年的诗人们触景生情，久被压抑的怀乡之情瞬间爆发出来。《创世纪》诗刊后来刊发了“访韩作品小辑”，其中，张默的诗作《板门店再记》以近乎实录的方式抒写了这些漂泊浪子隔空望乡的情态：辛郁要掬一把这里的泥土“带回台北去/这里的泥土是离故乡最近的/我要慢慢地嚼一嚼/它的真正的味道”，羊令野吟诵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洛夫仰天长嗥/一声湖南式的长嗥”②……20世纪70年代，海峡两岸政治对峙的状态仍然没有改变，以往只能在诗歌中回想的家园忽然间仿佛可以触摸得到，他们下意识地忽略了那还隔着遥远空间的距离而有了近乡情怯的冲动。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到释放的渠道，就如溃坝的洪水再也难以约束,1970年代以后，从对“文化中国”的想象演变为对“现实中国”的凝视，成为现代诗人笔下一个突出的主题。
洛夫1979年途径香港，由余光中陪同去边界远望大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边界望乡》: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的语言
喏!你说，福填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故园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对故乡的凝视使诗人“血脉喷张”，借助调试望远镜而压抑着的内心躁动，终于没能抵挡故国风物的冲击,“迎面飞来”的“远山”，仿佛“伸手可及”的“故园泥土”，跨越了漫长的时间鸿沟将过去与现在对接在一起，乡音已近，曾经只能在梦中魂兮归去的家乡近在咫尺，可是政治的壁垒兀自伫立着，归乡的欲望依旧变成了可望不可即的梦,“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倦游浪子再一次把自己“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比较而言，同样是抒发怀乡之情，洛夫的《边界望乡》比余光中早年的名篇《乡愁》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为粗粝、急切，由政治阻隔而导致的焦虑心态也更为突出。类似的情绪在同代诗人中普遍存在，
沙穗写下了《走在中国的地图上》，以在地图上返乡的“超现实旅程”超越了政治集权的限制；张默因为得知大陆76岁老母健在的音讯而创作出《家信》、《白发吟》、《包谷上的眼睛》、《饮那绺苍发———遥念母亲》等大量的乡愁诗,“含着热泪，振笔疾书的张默。好像是用诗在发难，用大量的创作来扑救他这
白杨：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①②王伟明:《诗成笑傲凌神州———痖弦笔访录》，香港《诗》双月刊1998年12版。转引自龙彼德著《痖弦评传》，台北：三民书
局,2006年，第130页。
张默:《板门店再记》,《创世纪》45期,1977年，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