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旧中国的历史记忆
洪河桥镇白集小学：刘凤梅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浙江温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力量日益壮大。为了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疯狂的殖民掠夺，古老的中国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崩溃，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文化也陆续传入中国。一些开明地主、知识分子接受这些思想，开始了对救国之路的探索。但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的相继破产，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动荡和迷茫之中。在这样社会、思想、文化大变迁的时代，广泛接触东西方思想文化的鲁迅，面对风雨如晦的中国，常常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我们都知道，鲁迅去日本留学学医，是为了用科学来改造落后的中国。但后来的弃医从文，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上的麻木。“……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是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
大众怎么样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认为用艺术的武器，文学的力量，唤醒人们的觉悟，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是第一种重要的。因此鲁迅的作品十分关注从精神、文化、思想层面来展示古老的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特殊的记忆。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集外集续编》、《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集外集拾遗》等16部，书信集《两地书》。作为文学家，不同的人，由于史观的差别和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同一段历史的描写会有不同的角度，例如矛盾的“社会剖析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各阶层动向及彼此冲突的全方位的社会编年史。老舍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广大中国的“市民世界”。沈从文则是从他独特的乡村对照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世界”。而鲁迅的小说则是从“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病态的中国及生活在其中的病态的中国人的众生相。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共二十五篇，内容多是描写旧中国农民和知识分
子的精神、生活境况，揭露种种弊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16部杂文集更是将笔触自由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上种种现象、文明做出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和判断。鲁迅自己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是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82页、403页）在一定意义上，鲁迅的杂文不仅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民情、民性、民俗、民魂，从而成为一部活的中国人的“人史”。
下面，我们将从“鲁迅笔下旧中国的社会”和“鲁迅笔下旧中国的民众”两个方面来窥探鲁迅心中旧中国的那段记忆。
鲁迅笔下旧中国的社会
近代中国，在从落后闭塞的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戏》描写鲁迅记忆中的故乡：小伙伴们夜间撑船的热闹，沿途两岸豆麦和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河里成片的乌篷船，悠扬的横笛，小伙伴们偷豆的天真，六一公公的好客……儿童尚未被世俗污染，乡村尚没有受到资本主义铜臭的污染和封建主义礼
教的束缚，人们热情好客，生活淳朴健康。这宛然是鲁迅心中理想的乡村生活模式。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能永远的成为童年遥远的回忆了。鲁迅在《社戏》结尾写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再对比《故乡》看二十多年后的乡村，“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生气。”可以看出农村是日甚一日的凋敝萧条了。那么城市又是怎么样的呢，《幸福的家庭》中描写到：“北京？不行，死气沉沉，连空气也是死的。假如在这家庭的周围筑一道高墙，难道空气也就隔断了么？简直不行！江苏浙江天天防要开仗；福建更无须说。四川，广东？都正在打。山东河南之类？——阿阿，要绑票的，倘使绑去一个，那就成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贵；……假如在外国，笑话。云南贵州不知道怎样，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为A了，但又想，“现有不少的人是反对用西洋字母来代人地名的，说是要减少读者的兴味。我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全些。那么，在那里好呢？——湖南也打仗；大连仍然房租贵；察哈尔，吉林，黑龙江罢，——听说有马贼，也不行！……”他又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于是终于决心，假定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可见当时中国是没有一方净土的。伴随着这些变化，整个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全面的显著的深刻的变化。鲁迅从“立人”角度出发，认为“真的知识阶
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190页）可见鲁迅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同现实社会之间有一种不相容性，“批判”是他们与现实唯一的联系点，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存在的困境。因此鲁迅的批判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宗教、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甚至军事等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表述，我们将从鲁迅“立人”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社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展现旧中国的腐朽、矜待改革的社会。
一、旧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旧思想
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九中批判“旧官僚的以经验而发”的“经验主义”，内容十分丰富，简直可以当成为是民国初年的一部思想史。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消长，正好反映了革命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消长。革命者都是具有理想精神的，因此要求就行革命。而保守势力则是依靠经验主义指出中国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他们要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符合列祖列宗的成规，否则一概排斥。因此在民国初年，当理论上的事情实现的时候，理想主义便会有所抬头而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时
候，理想就被轻薄，理想家就变成了妄想家。久而久之，社会上便分不清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妄想。这样的结果是一切可能实现的事情也不去做了，“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可见当时的中国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经验主义”的旧传统旧礼教保守势力，这大大阻碍着中国接受新事物、新文明向前发展的道路。
另外当时的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折中主义”、“守旧主义”、“没有主义”（即没有理想、没有信仰）这些都造成成了中国的落后、停滞不前。就像鲁迅说的中国就像一个黑的大染缸，外来的东西，无论是文艺术、规章制度还是科学技术，一掉进这个染缸里便失去了原来的颜这正是因为中国人要保存旧思想，不肯触动旧体制，所以只好捣浆糊，随便什么东西总要把它捣到稀烂为止。
二、旧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旧礼教
在《我之节烈观里》，鲁迅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旧中国的社会，从来不尊重人权，而且压制个性发展，它强调的是“三纲五常，君、父、夫是统治者，臣、子、妻是服从者。节烈思想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完全抹杀妇女的人性要求。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了几千年来受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束缚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事爱情，偶尔有人发出一两声苦闷的声音，便会遭到众人的痛骂、唾弃，而姘人、买妾、嫖娼却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随感录》四十九指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一向讲究长幼有序，而且以长者为本位。青少年往往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先行萎黄，直到老了再来活动，这种老人统治的社会，必将趋于保守，中国也很少有可能向前发展。而且中国人多早婚，生孩子多认为是一种福气，为父者权利思想重，而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父辈总是把子女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儿辈俯首帖耳、处处服从长者。
三、旧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旧文化
上个世纪的中国，刚刚经历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因此在文化上也理应变革，但是在社会上却存在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国粹家们，他们发对新文化的产生，同代表新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最后一失败告终。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许多旧文化的余孽，如20世纪初忽然兴起的一针“国学”热，商人遗老们翻译旧书赚钱，有的专门打学生主意的坏纸恶墨的“菁华”、“大全”之类，但是往往是错字迭出，破句连篇。还有一些茶商盐贩，
也借刻书为名，也想凭空挨近“国学家”队里去了……鲁迅对这些冒牌的“国学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另外在文坛上，还有一些封建的卫道士、假道学“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者捞一点头脑呆滞的先生们的余唾，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之事屡见不鲜。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培养天才的社会环境，社会上的整个社会趋势，要么是“整理国故”和“崇拜创作”，引导青年埋首故纸堆，远离新学问新艺术，与世界隔绝，排斥外来思想、文化。要么就是“恶意批评”，任意批评青年，践踏幼苗。后来的闭关锁国、动辄批判，实际就是这种恶性趋势的发展。
综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种种弊端和问题。折中守旧等旧思想、伦理纲常等旧礼教、愚昧保守等旧文化仍相当程度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中，了解这种氛围下的中国社会将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鲁迅笔下旧中国的民众们。
鲁迅笔下旧中国的民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先觉醒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国家出路时，几乎都认为国家的盛衰和民众的思想、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联系。严复曾提出要使国家富强，“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更进一步提出“欲新国，必新民”的主张。但是他们这些学说是在不改变旧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幻想依靠封建势力，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良。因此这些学说不仅没有和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也没有包含一些启发人民众觉悟的思想。对社会有着深刻洞察力的鲁迅，在经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失败后，认识到启发人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认为有了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愚弱的现状。
因此鲁迅从“立人”的角度出发，塑造了一批批形象鲜明的各具特的中国大众们，并且试图刻画出中国人的国民性来。概括鲁迅笔下的人物，共有这几类人：
一、旧中国社会的“吃人者”——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帮凶
鲁迅谈到其“立人”思想时，认为要“立人”，首先要彻底清除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古训。其次要揭露“辱国害”的“辁才小慧之徒”，这些人讲“文明”，实则是“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讲“富强”，则是“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讲“国会”、“立宪”，
则是“势力之念猖狂于中”……这些人嫉恨人才，顽固守旧，扼杀一切先进思想，只有揭露他们的虚伪和欺骗，“立人”才有希望。因此站在“立人”立场上的鲁迅，塑造出了一批代表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封建卫道者以及做为统治者帮凶的假道学、假文明者。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和《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他们是凶残、卑劣、贪婪、自私的封建恶势力的代表，赵太爷在未庄横行霸道，不许阿Q姓赵，稍有不如意便打骂下人。当阿Q宣告“革命”、“造反”的时候，又同赵白眼一道怯怯的称阿Q为“Q哥”、“老Q”。后来投机革命，反过仗势来不准阿Q“革命”，后来赵家遭劫以后，密告官府乘机将阿Q抓取杀了。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的卫道者，满身“道学”气，书房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但却满口“”、“谬种”、“败风俗”、“坏女人”的称呼祥林嫂，到祥林嫂被折磨成一个木偶人时，残忍地将其赶出家门。祥林嫂冻死在风雪中时，又命人将其尸首拖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