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近代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大门，曾有过多次争论。最早的一次是戊戌变法以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些论战中，前者最终都占了上风。这从社会意识上反映出革命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推进器。
革命包含着武装斗争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两层意思。从根本上说，决定社会进步的最终因素是生产力。但是，一个社会能否爆发革命，不取决于革命者自身，而是取决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又不思变革时，革命必然要爆发。
在像中国这样饱受外侵内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暴力革命几乎是革命的阶级实现现代化道路中别无选择的政治手段。中国旧的生产关系极为顽固，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只有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加固生产关系的防线。革命的阶级要摆脱被统治的境遇，把中国导向现代化，也只有靠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因此，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
暴力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上，首先必须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基础之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是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从其运动形态上说，属于后发型，即在殖民主义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发生的社会变型。用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逻辑性结论。
二、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统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
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斗争异常激烈。
1.君主制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与现实性
20世纪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上，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都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因为，民主、宪政的大潮早已席卷全世界，君主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否定。世界上率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不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尚未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已经看到君主制必须改变，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就近代中国而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勾结，镇压中国国内任何的革新运动，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反动制度，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不信任。
2.君主立宪道路行不通
君主立宪是以上层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官僚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模式，也是清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10年所实行的改革的政治目标。中国能否实现君主立宪制，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政府具有立宪的诚意，一是立宪派具有促进清政府立宪的实力。
先看清政府。晚清政府迫于外逼内压的情势，实行“新政”。客观地说，“新政”对传统体制确实作了一些切痈割瘤的手术。但总体看，清末“新政”很难说是真改革。(一)“新政”不是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革命。(二)“新政”不是主动的改革，而是被动的调适。清政府不是现代的政府，更缺乏主动现代化的精神，但它要“抚绥国内反对者和抵挡外国的侵略，巩固帝国和王朝，舍立宪别无他途。”[①a](三)清政府对立宪缺乏诚意，“新政”说到底是一个，立宪计划如“一张悠长的不兑现的支票”[②a]。尽管清政府的“新政”是被动的，但只要富有诚意，痛下决心，真正改革，还是能缓和矛盾，逐渐摆脱危机的。但是，如果仅作些表面文章，不仅不能缓和矛盾，反而使矛盾激化，自食其果。清政府在灭亡前，在罪己诏中承认数年来政改方案“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之结果。”[③a]
正是这场反动性、被动性、欺骗性的“新政”运动，把清政府推到了社会所有阶层的对立面，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进程，可谓“天不灭清清自灭”。(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新政”所提供的有限的合法条件，增长经济实力，壮大政治队伍，同时无情揭露“新政”的欺骗性，使清政府的反动性彻底曝光。(二)清政府为推行“新政”而不得不向下层人民加重摊派，更使民变纷起，人民最终成了20世纪初中国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力量。(三)“新政”中抬出的“皇族内
阁”使立宪派君宪幻梦终于泡灭，而清政府“铁路国有”的则使立宪派与政府之间完全决裂。(四)君主立宪的专制实质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冲突，地方主义日益尾大不掉，朝廷权威再难树立。(五)“皇族内阁”同时扩大了满汉两族统治者之间的夺权斗争，清政府的权力体系彻底瓦解。
再看立宪派及其立宪运动。立宪运动作为对20世纪初中国政治选择的一种探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立宪派在揭露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宣传宪政等方面都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早日形成，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但是，立宪派最终只能是悲剧式的人物，他们没有能力逼着清政府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立宪运动也不可能真正导引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君宪制在中国行不通，清末“新政”的欺骗性最终也将证明君宪道路的破产。尽管立宪派曾天真地认为政府的君宪方案与自己的理想相一致，但不久他们便发觉自己是一被愚弄的对象。(二)立宪运动的目的之一在于反对革命，这不仅使立宪运动失去了广大的众基础，而且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影响了打击清政府这一双方共同目标的实现。(三)立宪派成员多为官僚和上层资本家，且“多半是传统绅士的一代”。他们派系林立，组织涣散，意志分歧，相互争夺。尤其是地方官僚，他们之所以被卷入立宪运动，是带着投机心理的。他们一方面与清政府联系
密切，对朝廷寄予厚望，一方面又与地方立宪主义发生关系，以便在大变局中进退自如。(四)君宪制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二难矛盾。一方面立宪派要中央放权，一方面是清政府要专权。而立宪派中真正掌权的又是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并非真要立宪，而是想通过立宪合法争权夺势。随着中央与地方、君权与民权、立宪主义与地方主义、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之间矛盾的加剧，必然导致地方军阀的军事专政，不仅真正的君主立宪不会有，就是名义上的君主立宪也难以出现。这样，立宪派不仅无力逼着清政府迈上现代化道路，相反，清政府却以专制的手段击碎了立宪派的君宪幻梦，立宪运动最终汇入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洪流之中。正如时人所言，立宪派“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①b]
3.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历史逻辑的发展，昭示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选择只能是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然的，是最佳的选择。
列宁说过，“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②b]
第一，革命是救亡的不二法门，民主共和是革命的必然归宿。救亡之道有二：改良、革命。用平和的手段实现社会的进化，挽救民族的危机，自然是人所共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不现实的。中国的救亡只有革命一途。而革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第二，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君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传统的君主专制是反动的，君主立宪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最佳模式，只有民主共和才是资产阶级“最好的政治外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政治世俗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时期，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决定性地把中国政治推进到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在民主实践方面，民初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法令和重大行政事务
亦需由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1912年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而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有选举权者仅占总人口的0.4%，覆盖面极窄，选出之机构的职权也极有限，实际上只是一个点缀门面的咨询机构。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对于民主真实性的体现，可见一斑。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也并非最真实的、最高形态的民主制度，但与君主立宪相比，不能不说是更真实的、更高形态的民主制度，因此，它更能代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水平。
第三，立宪派认为，中国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国民受到专制制度的长期摧残，民智、民力、民德都很低下，尤其缺乏公益心和自治力，中国不具有民主共和的条件。革命派则认为，中国国民固有自由、平等、博爱观念，适合于民主共和，坚信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民被压已久的智慧、能量和德行，一旦通过参政得到良好的发挥，必然可以创造出繁荣、富强的国家，钟毓出灿烂的文明之花。虽然革命派对国民性的体察较为肤浅，但他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认识是很科学的，一是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更能激发民众的参政意识，一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只是起点，不等于民主建设的过程。我们认为，(一)中国国民确实缺乏民主的意识和能力，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程，它需要对国民进行长期的民主教育，同时，在制度上要不断健全。(二)正因为我国国民素质较低，所以才更
需要一个更真实地体现民意，更能激发民众参政意识的民主制度。这样，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才能加快，国民的民主素质才能较快地提高。(三)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只体现了少数人(占总人口的10%)的利益，广大民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但是，民主共和的伟大意义在于否定君主专制，承认并保护自由、平等权利，向国民灌输民主观念。国民民主意识的形成，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最深刻的社会心理条件。历史的大趋势就是在这一隐性的意识中得到显现的。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变化，一是政治倒退、军阀混战，出现了近代史上的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一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1914年到20年代初，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关于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史学界常常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减少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因素，忽视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影响。
据严中平等人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1913年，中国使用蒸汽动
力为4.3万马力，1918年增加1倍，为8.2万马力，同时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31现代倍多。民族资本占工农业总值，1913年为11%，1918年为18%，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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