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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第三十三期
华章
M a g n i f i c e n t W r i t i n g
陈尚坤（1975—）男，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作者简介：《傲慢与偏见》婚姻观的现代启示
陈尚坤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本质上，婚姻具有其自然性与社会性。作为英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的爱情小说，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以时代为镜，反映出１７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小说以细腻的文笔描述了受各种价值观交错影响不同类型的婚姻，揭示出在婚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婚姻的浮沉，对现代婚姻
生活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婚姻观；社会性；自然性《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奥斯汀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小说以时代为镜，反映出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的真实面貌——金钱至上的社会生存准则。本质上，婚姻具有其社会性与自然性。没有婚姻是绝对物质的，也没有婚姻是绝对情感的。任何婚姻都受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影响，影响的比重各不相同。婚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交互影响婚姻的形成以及发展。“人们的择偶标准既要遵循婚姻的自然属性，又不得不受婚姻社会属性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动机，而是几种动机同时存在，只是侧重点不
同罢了。”[1]
古谚有云：“贫贱夫妻百事哀”，体现了社会物质财富
对于婚姻维持的作用；而“有钱难买饮水饱”则体现出婚姻中自然而生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不同时代婚姻中的主导性各不不同。17至19世纪英国上层阶层的择偶注重婚姻的物质基础。妇女因为受制于现实经济条件，在没有经济保障、在不能够独立自主的现实环境中，女性在经济上与社会地位上都附属于男性。财产微薄的的女性要想获得一种体面的生活和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嫁个好男人，这时婚姻就成为女性寻求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
1、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经典婚姻
小说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一名绅士的女儿，一位具有中产阶级出身的小。伊丽莎白聪明活泼、真诚坦荡、自尊自信又尊重他人，是一位善于思考、有独立主见的女性。对待婚姻，她不赞成纯粹的利益结合，而是追求互相倾心的纯洁爱情，追求建立在真爱基础上的婚姻，婚姻的双方应该互相尊重和理解。
男主人公达西一开始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桀骜不驯，态度傲慢。在一次舞会上，好友宾利劝他与美丽伊丽莎白跳舞，他却不屑一顾地说：她还可以，不过还不没有美到足以打动我的心，眼下我可没有心思去抬举那些受其他人另眼相待的小。[2]由于达西的傲慢，达西与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矛盾，彼此存在很深的成见，两人时常针锋相对。傲慢与偏见造成了起初的误解和不愉快。
小说突显伊丽莎白独立的爱情与婚姻观：她自始至终都在头脑中清醒地维护着自己尊严，执着地追求婚姻双方地位的平等，没有把婚姻当成寻生活保障的手段。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男主人公达西也像读者期待的那样，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勇敢地放下自己贵族的傲慢与尊严。毕竟达西思想成熟，善于思考，他勇于接受批评且知错就改，那个时代的贵族能如此已是难能可贵。达西的出现是伊丽莎白的幸运，她也适时地把握住了命运之神的青睐，成就了小说中最经典的婚姻。
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姻缘以达西的傲慢与伊莉莎白的偏见而开始，以美好的婚姻喜剧收尾，情感的因素
占了绝对主导。两人的结合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最大可能地排除了物质欲望对美好爱情与婚姻的“侵蚀”，极富理想化，反映出作者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寄托。
2、夏落特与柯林斯的物质婚姻
与达西和伊莉莎白的完美婚姻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夏落特与柯林斯之间的婚姻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夏洛特是一位爱慕虚荣的女孩，家里没有丰厚的财产，人又长得一般。但是她是精明现实，清楚地意识到物质条件对于在个人婚姻选择时重要
作用。夏落特清楚认识到生活在没落的贵族之家的自己的“分量”，她不一味幻想嫁给当时许多年青女士都向往的贵族男子。嫁给柯林斯对她来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她明白嫁给一个家底不错的男人是保障自己未来生活最可靠的手段，可以藉此到自己生命的“归宿”。这种无奈地选择似乎成为那个时代女子似乎难以摆脱的宿命。尽管结婚并不一定有情感上的愉悦，让人幸福，但她总算通过一段还算差强人意的婚姻为自己安排了
一个衣食无忧的可靠的家，日后可以不至受饥挨冻。
小说中的柯林斯受凯瑟琳夫人提携成为牧师。他的结婚的理由简单而实际——作为一个牧师，有理由为全教区树立一个婚姻的好榜样。婚姻是否有爱情作基础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一个会持家、管
事的女人来帮助他。柯林斯追求的是世俗的赞赏与婚姻外在形式的完满，而夏落特追求的是生活的舒适和经济的保障。婚后夏落特和柯林斯虽然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爱情，夏落特更是尝不到婚姻带来的愉悦与天伦之乐。这反映出在金钱至上时代没有情感支撑的婚姻中女子的无奈与悲哀。柯林斯和夏落特小的结合离不开金钱与事业等社会物质因素，社会属性占据了他们婚姻的主导地位。他
们的结合没有感情基础，完全出于对物质婚姻的需要，物欲与婚姻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3、作者奥斯汀的婚姻观分析
奥斯汀一生都居住在英国的乡村小镇上，在《傲慢与偏见》中，她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认为这样的婚姻才会牢固、永恒。然而，奥斯汀终究没有像她小说中的伊莉莎白那样幸运，碰上命中注定的达西。因为对纯美爱情的坚定厮守，27岁时的奥
斯汀拒绝了婚姻，最终孑然一生。
伊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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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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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章
Magnificent Writing
不论是狄更斯还是萨克贝瑞，他们小说的背景都以伦敦的大都市的生活为中心了。因此奥斯汀的作品总能引发读者深深的怀旧情感。[4]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的财富并不总为智者所拍手称道。在反对物质主义与工业主义对人类美好情感的侵蚀上奥斯汀当然也绝不孤立。当我们失去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的价值基石，物质主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侵蚀就无时不在，工业与商业愈发达，侵蚀程度就愈高。正如泰戈尔指出的那样：“只看现在的工业主义，物质主义，仿佛一块大石，在碧柔的草上擂滚，所向无不压伤，而这种牺牲所得的结果，也只不过如美国人所说的‘effi-ciency ’而已。”
[5]长期以来，奥斯汀作品深受人们喜爱，个中缘由“不仅在于她敏锐的判断与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更在于她能让读者感受
到个人与社会之间难能可贵的和谐。”[6]在《傲慢与偏见》偏见中，奥斯汀用理性和诙谐的语言描述了以上两对男女之间的情感，
揭露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依靠金钱买卖来维持婚姻的荒谬思潮。理想的婚姻一定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建立在男女双方真诚相爱、心灵契合的础上，同时注重家庭生活的情感与物质基础的保障。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今天，双方情感的契合，以及双方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是维持婚姻稳定的主导因素；而基于亲情对家庭责任感，对物质的追求是一种理性经营婚姻的审慎态度。男女双方应平等相待，尊重婚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特征，用理性的行为建设好婚姻的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这正是《傲
慢与偏见》
的婚姻观给我们的现代启示。【参考文献】
[1]张慧婷.择偶标准与婚姻要素——“傲慢与偏见”解读[J ].名作欣赏，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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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grave ：149.[5]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泰戈尔——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
演讲，1924年4月18日.原载《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
[6]Thompson ，James.“Jane Austen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John Richetti (ed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298.
（上接第2页）
在冈仓天心的兴亚论中，他给日本贴上了很多标签。例如：日本是“寄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储藏库”，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是“新的亚洲强国”。在冈仓天心看来，日本不再屈居于以中国、印度为中心的文明圈之下，而是凌驾于中国和印度，是处于“东洋盟主”的地位。因为他认为，无论是日本的民族天性还是文化都比亚洲其他国家要优越，这些事日本的骄傲。在文化上，冈仓天心主张自古以来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已经失去了伟大的光辉，取而代之的是以继承了亚洲优秀古典文化的日本为中心的新的文明论。
另外，冈仓天心主张亚洲统一、觉醒，这是日本的使命，也只
有日本能够承担起“兴亚”重任。战争，日本人看到了中国
这位曾经的巨人已不再伟大，是可以被打败的，同时看到了西方
的强大。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则让日本人体会到了自己的强大，
日本掌握了东方海上的支配权，中国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
变。冈仓天心虽然提倡亚洲一体，振兴亚洲，最终目的仍然是想确立日本支配亚洲其它国家的目的。他也是通过中国、印度等其它亚洲国家的落后性与日本继承了亚洲优秀古典文化的优越
性进行对比，来确立日本的身份，即将出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作为“他者”，来达到日本是“东洋盟主”的身份认同。
4、结语
无论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还是冈仓天心的“脱亚论”实际上都是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了确立日本身份认同的表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作为“他者”来观察、比较，另一方面都认为日本具有无比优越感，日本是亚洲的领导者、支配者，确立了日本是“东洋盟主”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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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J ].日本学论坛，2008.2.
[6]屈彩云.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J ].当代亚太，2010.6.（上接第81页）动产生影响。但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源语文本的局限与制约。译者只能在源语文本许可的范围内创作，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随意添加自己的意志，更不能因为译者自己的文化偏见或思想而曲译原作之意。
4、结语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三重身份，在翻译过程中相互交融，缺一不可。然而翻译主体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曾长期遭到了遮蔽，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文化转向”的正式提出，译者作为
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其身份和地位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译者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其核心地位的得到了普遍承认。然而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过分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需知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应避免给译者套上译者论的枷锁。
【参考文献】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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