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诗力说》与
李 震
摘 要：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长期以来处于被忽视与误读的状态。这部产生于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时代的诗学文献，或被一笔带过，或被视为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不成熟之作，或只被认
为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纲领和中国近古文论的终结等，却鲜有人注意到它作为中国诗学现代转现代
型的开端的标志性意义。中西诗学的现代转型有不同的性质与条件，并在不同时空走出了两条相
似的轨迹，西方是在自主模式中完成，中国则是在西方影响下被动完成的，因而有着完全不同的
特质。《摩罗诗力说》全面表现了这些特质。它以世界文学背景与本土文化语境、人类文明视野与
文化批判意识、西方近现代哲学高度与理性精神，决定了其在中国诗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中的标
志性意义，并通过启蒙主题的确立与对传统诗学的质疑、人的主体价值的确立与对儒家诗教的批
判、现代审美价值观的确立与对传统诗歌审美标准的批判，反思了传统诗学，开启了中国诗学的
现代传统。
关键词:《摩罗诗力说》 中国诗学 现代转型 启蒙诗学
作者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西安 710062)。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这部诗学文献从诞生之日起，迄今已有百年历史。①在这百年中，鲁迅曾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已呈现出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壮丽景观，他曾求于异邦之“新声”也早已浸润了整个中国文坛，他曾以“摩罗诗力”开启的中国现代诗学也已经历了几代学人丰富的积累。然而，人们对这部出自26岁的鲁迅之手，用文言谈论西洋浪漫派诗人的奇文，却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产生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间，产生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后的日本，产生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与转型的关键阶段，它在数千年中国诗学史上的价值，在由封闭的中国传统诗学向国际化的中国现代诗学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认识。
一、被忽视与误读的历史存在
总地说来,《摩罗诗力说》是一部被忽视和误读的作品，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和诗学研究论著，对《摩罗诗力说》的诗学价值及其在中国诗学现代化中的重大意义，几近置若罔闻。这部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启蒙意义，且出现于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诞生前夕的重要文献，在诸多
①《摩罗诗力说》写于1907年的日本，发表于《河南》1908年第2、3期。
论者眼里，似乎远不如鲁迅20世纪30年代杂文中那些零散的文艺观点来得重要。人们在论及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的开创和发展，论及鲁迅的文艺思想，特别是论及中国文艺思想现代化进程时，对鲁迅这部早期著述总是一笔带过，不予深究。①
与鲁迅的其他著述相比，关于《摩罗诗力说》的专著和专论本来就少。即使在不多的著述中，这部作品更多的是被误读，很少有人将其置于应有的诗学空间来解读。这些误读大致有如下几个角度。
其一，将《摩罗诗力说》视为一篇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文章，且将之誉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纲领。这种观点以南京大学的赵瑞蕻于1982年出版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为代表。作为少有的一部专门研究《摩罗诗力说》的著作，赵先生的注释与今译可谓字斟句酌，滴水不漏。但他将这篇文献的价值主要确立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纲领”，他说：鲁迅最初想提倡的文艺运动，不是别的运动，而就是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艺运动,《摩罗诗力说》最集中地反映了鲁迅这时期的思想感情和文艺观点，他的美学倾向。《摩罗诗力说》就是这个文艺运动的宣言，或者可说是它的纲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摩罗诗力说》看成是近代中国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虽然它主要是介绍、评论西欧和东欧几位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浪漫派诗人，但其中也十分可喜可贵结合着鲁迅当时对自然界、对时代社会、对他当时所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对人生和艺术的观点。我们可以毫无愧地把《摩罗诗力说》列入世界浪漫主义的文献宝库中……②
这种误读尽管是善意的，但将《摩罗诗力说》仅仅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纲领，而无视它对整个中国诗学的意义，显然是有明显局限的。
其二，将《摩罗诗力说》当作一部译作，甚至认为它是剽窃之作。此见出自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她认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日期间转译别人的文字，在全文的九个部分中，第四部分到第九部分的前半部分可算作译文，而前三部分是译序，第九部分的后半部分是译跋。③这种误读显然是褊狭的。且不说任何人著书立说都会用到前人的资料，那些西方浪漫派诗人及其资料早已为人共知，鲁迅之所为根本谈不上翻译或剽窃，仅就《摩罗诗力说》持有的思想和观点，也绝非任何西洋人或东洋人可为，甚至绝非鲁迅之外的任何人可为。
其三，认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青年时代不够成熟的文艺观之表现。其“不成熟”之处在于，此时的鲁迅更多地受进化论和尼采哲学的影响，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因而其文艺观还不够科学和深刻。如有人说:“虽然鲁迅在其青年时期形成的某些美学观点，文学观点在其后期成为了他思想的核心概念，但经过‘十年沉默’期的思考和广泛阅读，特别是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后，他对文学的认识也更科学更深刻。”④这种看法比较普遍，可能正是看重鲁迅30年代的文艺思想，而轻视《摩罗诗力说》的根本原因。但事实上，一方面《摩罗诗力说》中已具备了30年代鲁迅文艺思想的内核，譬如对启蒙思想的倡导，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力”和“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3期
①
②③④
在一部名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鲁迅的文艺思想用了一节、万余字的篇幅进行评述，而其中对《摩罗诗力说》仅有以下数言:“鲁迅在早期的文章里，已经指出文艺的‘职与能’，在‘涵养人之神思’。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和一般的教育作用不同，它‘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享受’，却能使人‘神质俱移’(注:《坟・摩罗诗力说》)。”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6页。
参见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拙堂:《解读〈摩罗诗力说〉》,www.56se，山水留痕,2005年5月28日。
《摩罗诗力说》比鲁迅30年代的文艺思想具备更宏阔的文化视野、更纯粹的文艺视角、更系统的诗学观念。人类文艺观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用进化论观点进行概括，最初的、最原始的往往才是最本质和最值得重视的。这也是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一再要回溯到老庄、孔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的根本原因。
其四，认为“《摩罗诗力说》一文应该是作为中国近古文论的一个终结”,“就《摩罗诗力说》文本本身来说，其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全新的观点或者视野，它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观念上的整合和批判”。①持此论者认为,《摩罗诗力说》“不仅是青年时期鲁迅文学观念的体现，也应是对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论的总结性批判。当然其中也是有继承的一面的，但鲁迅先生著此文的目的应该是对于传统的一种质疑、一种反抗”。②本文与此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摩罗诗力说》对现代诗学的开启意义远远大于对传统诗学的“整合和批判”(或者说“总结性批判”)的意义。它对传统文论的批判完全是出于提出自己“全新的观点或者视野”的需要，而且全文通篇除了对传统诗学中的某些致命观念提出尖锐批判外，压根儿没有出现任何总结“中国传统文论”的意图和字句，反倒是提出了一系列在传统文论中不曾有过的全新观点，为中国诗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譬如诗歌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撄人心”和“精神界之战士”的诗人观、“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歌精神，特别是将中国诗歌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中的全球视野等，这些都是传统诗学所不曾有过的内容。
其五，也有学者关注到《摩罗诗力说》在中国诗学转型中的标志意义。但这种转型仅被描述为一种审美形态的变化，而不是由封闭的民族诗学向国际化的现代诗学的转型。提出此说的学者认为,《摩罗诗力说》“在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破旧立新的先导作用和标志意义”。③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它没有尊重中国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转型实质性的变化，况且中国传统诗学本来就存在“崇高”，尽管不是“摩罗式”的，但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却并无太大的差别。
同理，中国现代诗学中“古典式和谐”也是继续存在的，并未彻底断绝。在20世纪的某些历史阶段中，这种“古典式和谐”甚至得到了夸张式的强调。④再者,《摩罗诗力说》在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转型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持此论者几乎都未指出中国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转型的性质和必要条件，因而便不可能发现《摩罗诗力说》在这种转型中的真正价值。
上述认识以及未被本文罗列的一些论述，它们尽管从不同侧面道出了《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意义，但并没有发现《摩罗诗力说》最主要的价值。本文认为,《摩罗诗力说》的确蕴含着多方面阐释的价值空间，但它毕竟是一部关于诗歌的文献，因而它的诗学价值是最主要的，而且由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转型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不仅由于《摩罗诗力说》正好处于中国诗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更由于它在实质上完成了这种转型的一些关键内容，并成为这种转型的历史性标志。
《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①②③④拙堂:《解读〈摩罗诗力说〉》,www.56se，山水留痕,2005年5月28日。
拙堂:《解读〈摩罗诗力说〉》,www.56se，山水留痕,2005年5月28日。
王柯平:《〈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譬如中国传统诗学及古典诗歌中对天地的诘问、对时事的顺应与批判、对民生的关怀与同情等无不充
满“崇高”之感。而现代诗学和现代诗歌中“古典式和谐”也时有所见，如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的诗学主张和诗歌作品就以这种“古典式和谐”为主调，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古典加民歌”更是夸张地强调了这种“古典式和谐”。
二、中西诗学现代转型的性质与条件
要认识《摩罗诗力说》在中国诗学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就必须从中西诗学实现现代转型所面临的不同性质和条件谈起。
1.西方传统诗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基本模式
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在中国与西方有着两个时间上并不对等，性质上却基本相同的连接地带。中西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型，都是在启蒙运动向浪漫主义运动的过渡中开始的，因为这种转型在性质上都是由民族化向现代化的过渡。但是，中西双方完成这一过渡的时间却相差一个多世纪。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诗学完成这一转型，大约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前期，而中国诗学的这一过渡却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期。在欧洲，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基督教思想为代表的传统诗学，在这一过渡中受到了强烈挑战。比利时学者罗兰・莫尔捷在《诗学史》第五部分的导语中指出:
在诗学领域，犹如在美学领域一样,18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并非18世纪的文学实践与过去的文学
实践彻底决裂———它在许多方面都年复一年地延续着过去———，但是，文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①
这种文学实践的大变动自然也带来了诗学层面的裂变。尽管“新诗学与传统诗学决裂的程度因民族文化和年代的不同而变化”,②但新诗学和传统诗学的冲突已为18世纪诗学史的普遍主题。按照罗兰・莫尔捷的说法，新诗学和传统诗学的“转折点通常被定在1760年前后，直到19世纪，裂痕愈来愈深”。③
众所周知,18世纪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六七十年代的机器化生产拉开了欧洲现代化的序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催生了思想家对“天赋人权”、“个性自由”、“返归自然”、“崇高”美学的倡导，掀起了狂飙突进式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于是，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由此而生。这一从科学技术到生产方式、到思想观念、再到文学艺术的深刻革命，使整个欧洲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开始向传统告别。在文艺思想领域，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由此拉开序幕。《论史诗》(伏尔泰),《论科学与艺术》(卢梭),《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批评之林》、《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赫尔德),《诗与真》(歌德),《审美教育书简》、《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新科学》(维柯)等一大批诗学论著，在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基础上磅礴而出。这些诗学论著论述的问题虽各不相同，角度也各异，有些甚至还走不出17世纪古典主义的思维，但其共同点是力图将诗学问题纳入新兴的启蒙理性，因而，在总体上完成了与传统诗学告别的仪式。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论著所讨论的问题虽与《摩罗诗力说》不尽相同，但此时期的欧洲诗学总是乐于将诗学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与教育、启蒙连在一起，这与《摩罗诗力说》何其相似!特别是德国，它在当时的欧洲属于后进国家，与鲁迅当时所思考的中国有许多共同点。因为在转型过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都是建立怎样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怎样的国际化的现代民族文学。
以18世纪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诗学的现代转型，是世界上这种转型完成最早、最彻底的一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3期
①②③让・贝西埃、伊・库什纳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5页。让・贝西埃、伊・库什纳等主编:《诗学史》，第386页。
让・贝西埃、伊・库什纳等主编:《诗学史》，第386页。
《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例。其后的许多民族诗学的现代转型都必然会受其影响，但在性质、形式和内容上与之均有所不同。因为西方诗学的现代转型所形成的是一种自主模式，即一种主动、自觉、自主的转型。尽管欧洲各国之间也会形成相互影响，譬如法国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再譬如英国工业革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等；但是，欧洲文化在总体上属于大致相近的文化版图，各国的民族文化基本上都是在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莱文明的交替影响下发展的，而且各国的民族文化共同走过了中世
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路径。因而欧洲各国可以在几十年内相继完成这一转型过程。此外，这种自主模式是一种沿着历史发展的正常轨迹，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顺序发生的一种转型，因而是一种常规的转型模式。
2.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特殊性质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世界各民族都要经历的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像欧洲这样的先发展民族来说，这一转型的实质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的产物。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人们认识到了人对世界的主体性价值。这种认识将人本身从对世界的敬畏中解救出来，进而重新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在这个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每个国家、民族、人类乃至每个人的地位和命运将如何处置与确立，便成为人类思想的中心。这便是全世界都在探讨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之根本所在。欧洲各国作为首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转型模式自然便成为第一个常规模式。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来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晚于欧洲，受到欧洲的影响，而且具有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性质。
第一，后发展国家是在先发展国家的强制性影响下进入现代化的。这种强制性的影响表现为入侵和殖民。也就是说，当后发展国家变成先发展国家的掠夺对象时，这些后发展国家才被迫产生了现代化的需求，而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此时还远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可能。这种情况在亚、非、拉各国具有普遍性。在此情况下，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转型模式便成为一种被动模式。
第二，由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转型往往会出现意识先行、实物后至的情形。这就与先发展国家形成了一条相反的现代化路径，即先发生观念革命，再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三，上述情形导致了一些后发展国家出现一批为现代化鼓呼、呐喊的启蒙者和先驱者。他们会在一种极度衰落的情景中，极不相称地谈论一些尚且遥远的思想，一些被多数人认为不合时宜、不知所云的思想。这些启蒙者和先驱者会因思想的超前而具备先天的悲剧性，也会因智慧和责任感成为民族历史的英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便是这样的悲剧英雄。由于这些悲剧英雄的思想一时还不能附着在社会实物的发展上，从而导致了他们比西方的启蒙者更依赖纯精神的建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启蒙运动首先从“诗界革命”开始，梁启超要写《论小说与治之关系》，鲁迅要弃医从文、要写《摩罗诗力说》、要将希望寄托在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根本原因。
第四，也是由于上述情形，后发展国家在现代转型中，对自身民族传统的态度要比先发展国家更加抗逆、激进，这甚至会导致自身民族文化的衰败和毁灭。也就是说，自身文化传统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转型中已变成了革命对象。关于这一点，中国在全世界最有代表性。因为作为中国现代化革命对象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辉煌灿烂的文化之一。或者说，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世界上最新的主流文化与最辉煌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这就使中国的现代转型要比其他先发展或后发展国家更加剧烈、艰难，也更具有阵痛感!
第五，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转型，在观念、知识、方法上，会表现出对先发展国家强烈的依
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3期
赖性。因此，学习之于他们会变成一种信念。这种学习的信念使日本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同时也支撑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于是，向西方学习被变化成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全盘西化、走向世界、全球化等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事件和口号。中国的现代诗学乃至整个新文学向西方学习的程度，远远大于对本民族文学传统因袭的程度。这便是《摩罗诗力说》这篇倡导现代诗学、介绍西方诗人的文章产生的主因，也是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先发展还是后发展，也不管先、后发展在表现上有多少差异，世界各国实现现代转型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逻辑也是一致的，包括中国文学、诗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比欧洲晚了一个多世纪，却形成了一条大致相同的历史轨迹，构成了出现于不同时空的历史共相。这里略作比较：在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期)、启蒙运动(法国百科全书派、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等)、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9世纪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19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维新变法、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20世纪以创造社和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这两条轨迹尽管有自主型模式与被动型模式之根本区别，但也反映了人类寻求现代化的共同愿望和相似路径。而中国作为在被动型模式中实现现代转型的国家，必须首先具备诸多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条件，才有可能实现其现代转型。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正是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性质和条件，才成为中国诗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开端和标志。
三、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
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且必须具备一系列特殊条件才能完成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型中出现的所有诗学文本，最符合这种特殊性质和前提条件的是《摩罗诗力说》。
1.世界文学背景与本土文化语境
与欧洲诗学现代转型的自主模式不同，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总体背景中进行的。因而，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否站在世界文学背景上反思民族文学的现状与出路。这正是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出发点。尽管此文写于1907年的日本国土，但其出发点却立足于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宏观视阈的双重背景，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直接纳入启蒙话语之中。
意识到世界文学的存在，并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反思，是中国诗学实现现代转
型最重要的一步。当然，鲁迅并不是首先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的中国人，也不是首先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视阈的中国人。西方文学的汉译在1907年之前已经开始，而且开始于19世纪末期“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他们已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黄遵宪早在光绪三年(1877)起就先后在日本、美国、英国的使馆任职，并著有《日本国志》，其国际视野不可谓不开阔。梁启超早在写于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就称赞黄遵宪的《今离别》等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说诗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该文中，梁启超明确提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塞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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