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的悲剧,华润的辉煌
6⽉1⽇上午,⼴东省⼴州市中级⼈民法院公开宣判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林贪污、受贿⼀案,对被告⼈宋林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年六个⽉,并处罚⾦⼈民币⼀百五⼗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年,并处罚⾦⼈民币⼆百五⼗万元,决定执⾏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民币四百万元;贪污所得财物返还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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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落马记
两次反转
在宋林被通报双开前⼀天,曾经实名举报过他的《新快报》记者刘虎,因事实和证据不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被检⽅免于起诉。此前,北京警⽅以刘虎涉嫌诽谤罪、罪、寻衅滋事罪,移送检⽅审查起诉。
历史总是惊⼈地相似,同样的剧情反转在2014年宋林被调查时也出现过。2014年4⽉15⽇,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席记者王⽂志以公民的⾝份,向中央纪委举报宋林包养,并涉嫌巨额贪腐的违法违规⾏为。这是王⽂志第⼆次举报,第⼀次举报事件已沉寂近9个⽉。
⽹上流传的宋林与年轻⼥性暧昧照
2014年4⽉16⽇上午,宋林在华润集团官⽹刊发个⼈声明称,“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调查”。⼀天后,中央纪委官⽅⽹站宣布宋林接受调查的消息。此时,距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志发起第⼆次⽹络举报不到48⼩时。⽽后,华润官⽹上有关宋林的信息均被撤下,华润集团发布公告称,“本公司将全⼒配合调查⼯作,并努⼒确保各项业务正常开展。”
与此形成强烈对⽐的是,在王⽂志第⼀次举报宋林的时候,华润集团曾公开发表声明称,所谓举报中存在诸多揣测、臆断乃⾄恶意诽谤之辞,“本公司欢迎向本公司及上级监管机构提供有事实依据的举报线索”。
接⼒举报
王⽂志并不是第⼀个公开实名举报宋林的记者。2013年3⽉,《⼭西晚报》前记者李建军率先通过⽹络举报宋林等华润⾼管,称其在华润电⼒百亿并购⼭西⾦业⼀案中故意放⽔,致使百亿国资流失,有收受巨额不正当利益输送之嫌。
当年7⽉17⽇,王⽂志在实名微博上作出与李建军类似的举报。随后此事被全国媒体⼴为报道,中央纪委表⽰收到举报在程序处理中,国资委也回应称正对华润集团进⾏审计,若违法将严惩。
王⽂志已删掉2013年7⽉的举报微博,但⼏天后相关微博仍保留
2015年9⽉11⽇晚,王⽂志发微博表⽰欣慰
在王⽂志实名举报宋林之前,李建军以及去年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警⽅刑事拘留的《新快报》记者刘虎都曾将举报⽭头指向宋林。
缘起巨额收购案
华润电⼒组建于2001年,先后收购、投资了多家电⼚。在业内,⼀直被视作“低成本的典范”,⼏乎每次都是在价格最低、最合适的时机出⼿。即便在2008年电⼒⾏业陷⼊全⾏业亏损,五⼤发电集团全年亏损约400亿元⼈民币时,华润电⼒依然有17.17亿元的净利润。⽽⾦业集团是⼭西⼀家集原煤开采、洗选、炼焦、铁路运输为⼀体的民营企业,公司⽼总张新明曾被称为“⼭西⾸富”。
2009年底,华润电⼒专门成⽴⼯作组,开始与陷⼊经营困境的⾦业集团就资产收购进⾏谈判。随后王⽂志认为其中有猫
2009年底,华润电⼒专门成⽴⼯作组,开始与陷⼊经营困境的⾦业集团就资产收购进⾏谈判。随后王⽂志认为其中有猫腻并举报称“宋林等⾼管在收购⼭西⾦业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致使数⼗亿元国资流失,宋林等已构成渎职,并有巨额贪腐之嫌。”
根据华润电⼒庭审提供的《企业重组合作主协议》显⽰,交易标的资产为⾦业集团持有的10个资产包,具体包括:⼀焦⼚、⼆焦⼚、电⼚、跃峰洗煤⼚、汽运公司、⾦益化⼯、铁路发运站以及原相煤矿、中社煤矿、红崖头煤矿10个单位100%资产。
据媒体⽇前披露,华润电⼒在收购原相、中社、红崖头三个煤矿过程中绕过⼭西省政府⽂件,执意以65亿市场评估价格收购仅需⽀付2.8亿即可获得政府配置的煤矿资产。
收购前后多次信披违规
据媒体披露,当时已经获得当地政府批复的华润电⼒实际上最少仅需⽀付2800万元即可获得中社、红崖头两矿采矿权,最多仅需⽀付2.8亿元即可获得原相、中社、红崖头三个矿采矿权。但华润电⼒最终绕过政府批⽰⽂件,执意以市场化评估⽅式,最终多⽀付⾼达62亿元予⾦业集团,⽽整个过程⽆疑已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港交所信息披露显⽰,从2003年末华润电⼒港股上市到2010年7⽉,即华润电⼒收购⾦业集团资产包交易签约的前⼏个⽉,宋林⼀直是华润电⼒的董事长。⽽有接近该交易的知情⼈⼠向记者透露称,对于该笔对⾦业集团的收购案,实际上⼀直是宋林主导负责。
在三个矿中有两个矿的探矿证迟迟未取得,华润电⼒不仅未中⽌交易、要回定⾦和赔偿⾦,还额外多付出44亿元。
东风此外,华润电⼒在收购前后多次信披违规,遭遇媒体曝光后更对该收购情况持续隐瞒不报。
持续两年多的举报华润“接⼒赛”终于迎来了看似“胜利”的节点。但和当年刘铁男案所激发的对于记者举报反腐的⼀⽚赞扬不同,分歧和复杂性也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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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的悲剧
宋林出事是必然的。
宋林的终于倒掉,对那些雄⼼万丈的草根职场精英们有巨⼤的震撼:⼲到⼀定⾼度注定要出事吗?笔者认为,宋林纵然要对⾃⼰的违纪违法负责,但基于其⾝后的六⼤“原罪”,出事仍是必然的。
坐了不该坐的位置
华润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是谁想做就能坐得住的?其实,前任董事长交班给谁都⾏,就是不能交给华润⾃⼰培养起来的⼈。为什么?从组织⾏为管理的⾓度来说,应该交给外来⼈。可前任董事长交给了“⾃⼰⼈”。因为只要交给外⼈,从离任⼀个⽉开始到两年之内,就甭想⽿根清净,⼀定会有⼤量负⾯消息曝料,接任者会不断打报告给上级,让你退⽽不能休。⽆论你把企业做得多好,都不能逃过被继
任者说三道四的劫难。因为继任者也要出成绩,⽽出成绩的最好⽅法就是把前任说得⼀⽆是处,⽽强调⾃⼰如何排除万难、⼒挽狂澜。所以,掌门⼈交班时总是尽量都交给内部⼈。
但上级不这么想。
上级总希望派个新⼈去,把盖⼦揭开。尤其当⼀个强势有威望的⼈物在⼀个组织⼲了很长时间,上级往往⽆法动⼿,但到了法定离开时间,上级想的就是如何派组织以外的⼈去接。这样才能实现对下级组织的管控,不然长期以往就形成内部⼈控制的情况,滋⽣很多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上级的上级对上级问责。所以,宋林从前任掌门⼈⼿中接过华润权杖那⼀刻,就为⾃⼰出事埋下了伏笔——因为违反了权⼒⽣态环境下基本的运⾏规则。
油⽔多处,都易滑倒
华润集团富可敌国,总部设在⾹港,是中央的涉外窗⼝。可凡是油⽔多的地⽅,都容易滑倒。草根们没有“防滑鞋”,滑倒了更没⼈扶。所以不论如何⼩⼼翼翼,都难逃滑倒⽽爬起不来的命运——因为太多⼈惦记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个“贼”惦记,你都够呛,因为“贼”在暗处,更何况数不清的“贼”惦记?这些惦记的⼈,或单⼲或结伙,哪是⼀个“宋
⼀个“贼”惦记,你都够呛,因为“贼”在暗处,更何况数不清的“贼”惦记?这些惦记的⼈,或单⼲或结伙,
哪是⼀个“宋林”能应付得了的?所以,出事是早晚的,只是以什么⽅式出事,出什么事。这就像《⽔浒传》⾥的林冲持⼑误⼊⽩虎堂,不去也是死,去也是死。总之该你出事了。
做事就会得罪⼈
宋林从2004年接任总裁,2008年接任董事长,10年时间⾥⼤⼑阔斧,雷厉风⾏,号称总经理杀⼿。因此不知得罪了多少⼈,踢掉了多少⼈的饭碗。作为组织,需要这样的总经理和操盘⼿,但倒过来想,那些被踢掉饭碗的⼈会怎么想?他们内⼼深处充满了仇恨,因为你伤害了他们,不仅是利益,还有⾯⼦。“宋林们”⼤⼑阔斧地进取和改⾰,虽然给组织带来了⽣机和利润,但这些东西是国有的,说不清是谁的,⽽你伤害的却是最直接的个体。这些⼈⼀旦潜伏在你⾝边,搜集你的证据,随时准备对你发起攻击,可谓防不胜防。如再⾥应外合,“宋林们”能不出事吗?
今天的宋林已⾝陷囹圄,余⽣将在监狱和不齿中度过,这到底是⼀场怎样的悲剧?
宋林的社会⾝份很多重,他是“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他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他⼜是⼀位中组部直管的“党管⼲部”,在⾏政上则享受副部长级待遇,这都是⼀些具有鲜明中国特⾊的名词,“商⼈+党员+官员”的“三位⼀体”,让宋林的⾝份变得⾮常的模糊,在转型未尚完成的中国,“三位⼀体”的⾝份让宋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持,但同时也令他陷⼊了另外的⼀些困境。
⽐如,他的商业才能并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很多⼈认为,国企经营者的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在所有的球员中,他的⽗亲是教练,他的哥哥是裁判”,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集团的畸形壮⼤,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经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彼此互不服⽓。再⽐如,国有企业所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就是不必要的,国企获得的成功越⼤,对民营企业的压抑就越⼤。⼜⽐如,国企经理⼈的收⼊与他的商业成功⼏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降落伞”,甚⾄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的权贵保护----- 从宋林案披露的⼀些信息可见,他之堕落正与此有关。
⾃本轮改⾰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体,其命运跌荡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三⼗多年涌现出的⼀些旗帜性⼈物,其⽇后际遇⾮常的两极化,有些⼈先盛后衰,最后甚⾄⾝败名裂,如第⼀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些⼈商⽽优则仕,如东风汽车的陈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能够在经理⼈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近年来,不少国企经营者甚⾄对⾃⾝的职业价值产⽣了怀疑。⼀位央企领导⼈曾对我⾃嘲是“三⽆⼈⼠”---- ⽆存在感,⽆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兑现感,⽆论经营业绩有多出⾊,都与⾃⼰的收⼊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更是判若云泥,⽆安全感,随便任何⼈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收受礼物、与异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票
击杀”。国企当家⼈的此种“三⽆情绪”⾮常普遍,且有弥漫之势。
宋林式悲剧以及“三⽆情绪”的产⽣,其背后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改⾰的⼀个迄今仍未破题的重⼤命题:如何看待以及实施国有经济改⾰。早在1978年底召开的⼗⼀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就意识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个严重缺点是权⼒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胆下放,让地⽅和⼯农业企业在国家统⼀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主权。”1979年5⽉,国务院宣布,⾸都钢铁公司、天津⾃⾏车⼚、上海柴油机⼚等⼋家⼤型国企率先扩⼤企业⾃主权的试验,从此拉开了国企改⾰的序幕,然⽽,其后的改⾰实践并不顺利,甚⾄多次陷⼊歧路和陷阱,现今形成的国企格局仍然⼴被病垢。
制度的创新若⽆破局,宋林式⼈物势将层出不穷。
此⽂⽬的并⾮洗地,⽽是希望⼤家能够对华润的整体战略有个了解和借鉴作⽤,毕竟华润模式即使在现在看起来,依然也是⾮常成功的。另外,希望所有的企业家都不要犯错,更不要因为⾛错路⽽埋没⾃⼰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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