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童世骏
挪威卑尔根⼤学博⼠
前⾔
王鲁湘：当代哲学⼤师海德格尔有⼀句名⾔，曾经感动过⽆数的国⼈，他说：⼈，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地上，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法诗意地栖息才被感动。当下的中国正在加速，我们都在被加速，精神被抽空，繁忙是常态。在⼀个全民⼤谈经济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GDP的增长⽽增长？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童世骏先⽣。
童世骏1958年出⽣于上海，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学获博⼠学位，师从曾任马尔库塞助⼿的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年的研究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学术跋涉，卓然⾃成⼀家。与其他西⽅哲学研究学者略有不同，童世骏总对书斋外的社会保持着新鲜与好奇。
王鲁湘：童先⽣的硕⼠⽣导师是我们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契先⽣，说起冯契先⽣，可能很多⼈并不知道，其实冯契先⽣是我们中国当代少有的建构了⼀个⾃⼰哲学体系的⼀位哲学家，他已经去世了，我想问童先⽣的是，就是您在国内师从过冯契先⽣，⼜到国外去从事西⽅实践哲学的研究。那么您为什么会改换门庭，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然后变成对西⽅的⼀种哲学的这种继续的深造呢？
童：应该说既改也没有完全改，是改了，就是所谓从中国哲学传统⾛向西⽅哲学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我在冯契先⽣门下学习的⼀个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当然我也写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的时候，借鉴了不少西⽅哲学，所以从硕⼠阶段，其实在本科阶段对西⽅哲学就⽐较感兴趣。然后跑到西⽅以后，我师从的实际上是西⽅马克思主义的⼀个学术传统，我的导师，希尔贝克他算是⼀个新马克思主义者吧。
王鲁湘：马尔库塞的弟⼦是吗？
童：他是马尔库塞1968年最热闹的时候，他是在那⾥做他的助教。所以基本上还是属于⼴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传统。
王鲁湘：那么我们很多的学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看成是⼀种实践的哲学，那么这种实践哲学能够给我们当下的情况带来⼀种什么样的思想的或者智慧上的⼀种指导？
童：那么这个我等会⼉还会讲到，实际上马克思在，就是在《费尔巴哈提纲〉就讲那段关于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那个名⾔，之前他还有⼀句话，⼤致的意思就是凡是在理论上导向审美主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的解答可能就在实践当中，这是⼀句⽐较深刻的⼀句话，等会⼉我在讲当代中国⼈精神⽣活的时候，还会提到这样⼀个思想。
当然在今天我们的现实世界本⾝也是⼀个⾼度的由符号构成的世界，我们的⽇常⽣活很⼤程度上本⾝就是⼀些意义的创造和解读的这样⼀个活动。所以严格地来说，在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之间，并没有⼀道截然的鸿沟，我想今天我们理解改变世界，可能要多从这个⾓度去做点补充。
王鲁湘：有些⼈对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和90年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在社会中间发挥作⽤的这种状态进⾏⼀些⽐较，认为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特别是⼈⽂知识分⼦，他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可是从90年代以后的话，⼤家突然发现中国的⼈⽂知识分⼦迅速地被边缘化，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
童：这当然有⾮常⾮常复杂的解释，笼⽽统之地讲，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所关⼼的恐怕⽐较多的是⼤⽽化之的⽂化类型的⽐较。
王鲁湘：⼀些⼤的启蒙话语。
童：对，然后是中国⽂化怎么样，西⽅⽂化怎么样，黄河⽂化怎么样。
王鲁湘：海洋⽂化怎么样。
童：海洋⽂化怎么样，对对。⽽90年代，中国知识分⼦其实没有停着，但是他们的专业能⼒，他们的专业兴趣同社会的结合点，恐怕发⽣了⼀个很重要的变化，90年代中国社会更急需，也可以说是更对知识分⼦来说，更有这个要求的⼀个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所以从⽂化类型的讨论到发展模式的讨论，实际上知识分⼦都在起作⽤，不过站到舞台中央，吸引漂亮⼥孩⼦们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
90年代研究发展模式的那些学科，那些领域可能⼈⽂知识分⼦会⽐较觉得有点距离。但是你看到了新世纪，我们官⽅讲科学发展观，这个有些知识分⼦讲新发展观，总⽽⾔之是对发展本⾝，对发展模式本⾝有了新的理解，其实这种新的理解的⼀个⾮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的重视，⼈⽂的内涵很加强，所以80年代的⼯作没有⽩做。
当代哲学⼤师海德格尔说：⼈，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地上。世界在加速，精神被抽空，繁忙是常态。什么是我们精神⽣活的真实图景？怎样拯救我们的幸福指数？
⼀、精神⽣活的基本概念
童：那么刚才王鲁湘已经讲到，最近⼏年来，精神⽣活⼜成了⼀个⽐较热门的⼀个话题，与精神⽣活有关的⼀些个说法，精神世界，精神家园，⼼灵，灵魂这样⼀些⼈⽂精神，⽂化⾃觉等等。
在我们的报刊论著和⼤众传媒当中也频频出现，100多年前，谈论精神⽣活的很多中国⼈企图⽤东⽅的精神⽂明抵御西⽅的物质⽂明，百年以后的今天，总体上踏进⼩康社会门槛的中国⼈为什么要谈论精神⽣活，对精神⽣活有怎样的理解，他们过着怎样的精神⽣活，那么这⾥⾯有哪些问题，我们希望有哪些新的建议。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对精神⽣活这个概念，我们⼀般⽼百姓或者说各⾏各业有哪些理解。
⼀位⽹友在⽹上说，我向往⽑泽东时代的精神⽣活，热爱邓⼩平时代的物质⽣活，报纸上有⼀篇报道，题⽬是《看到美⼥就想打招呼，农民⼯精神⽣活急需关注》，另⼀篇⽹上，报刊的这个题⽬是，报刊⽂章的题⽬是《关注空巢⽼⼈精神⽣活》，还有⼀篇报道的题⽬是讲⼩孩的，说听的是流⾏⾳乐，看的是劣质动画，玩的是⽹络游戏，破折号，⼉童的精神⽣活不应该闹饥荒。有⼀家刊物惊呼，外资传媒进⼊，争夺中国⼈的精神⽣活，⼀位作家议论，⼴州⼈过的是物质⽣活，北京⼈过的是精神⽣活，有⼀篇报道似乎是在反驳但也是在印证这个判断，题⽬是茶楼蕴含着⼴东⼈对精神⽣活的需求。
那么上海怎么样呢？⼀位学者撰⽂，谈论海派佛教对上海⼈精神⽣活的影响。有⼀位从上海到深圳的⽹友在⽹上介绍⾃⼰到上海以后三个⽉当中的精神⽣活。第⼀参加了⼀次精神饭局聚会，昨天被⼀个⽹友拉去参加了⼀个主题为万历15年的都市讨论会，第⼆看了⼀部电影《达芬奇密码》，第三买到了⾃⼰最喜欢的⼀本杂志，第四出去旅游了⼀次，第五见了⼀个⽹友，第六看了⼀本⼩说。以上我们可
以看出，各⾏各业的⼈们对精神⽣活的这个概念是有许许多多，多种多样的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以精神⽣活为业，以精神⽣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是如何理解精神⽣活这个概念的？
曾经在北⼤任教了七年的梁漱溟先⽣，也属于我前⾯提到的100多年前谈论精神⽣活的中国知识分⼦之⼀，他对精神⽣活的理解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出发点，梁漱溟认为，⼀个民族的⽣活不外乎这样三个⽅⾯，精神⽣活，社会⽣活和物质⽣活，梁漱溟认为，⼈⽣在世，⽆⾮是处于三种关系当中，物我关系，⼈我关系和⾃我关系。
也是在北⼤，解放后在北⼤教书的冯友兰先⽣有⼀个简洁明了的说法，⼈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做事的时候，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觉他在做，⼈在做某事的时候，他了
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觉他在做。这个话其实是和马克思的观点也差不多，所以东⽅的哲⼈和西⽅的哲⼈可能有时候见解是所见略同的。马克思说过，⼈和绵⽺不同的地⽅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的这种⾃我意识或者说这种⾃我觉解，产⽣出⼀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出来，⼈的⾃我意识并不是凭空产⽣出⼈⽣意义出来的，这个可以有很多哲学上的这个论证，但是反过来也说，只有对于有⾃我意识和⾃我觉解的⼈，⼈⽣意义才是⼀个真实的⼀个东西，当然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越说越⽞了，精神⽣活的意义还没有说清楚，倒⼜引出了⼈⽣意义的意义这个奇怪的问题出来。
前不久电视剧，有个电视剧叫《⼠兵突击》，在电视台在⽹上都热放，剧中看似⽊讷但内⼼执著的⼠兵许三多有⼀句话引起了许多观众和⽹友的强烈的共鸣，这句话就是，有意义就是要好好活，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在这段话当中，⽣活得好和⽣活得有意义，这两句话之间是相互定义，绕来绕去的，从逻辑上来讲，这是⼀种恶性循环，但是⼤家不觉得它是⼀种逻辑错误，为什么呢？实际上那是因为这种循环实际上是发⽣在我们⼤家多少已经有⼀些共鸣的背景之下了。
这种共同的背景我想⽤鲁迅的⼀句话来表⽰，⼈类总有⼀种理想，⼀种希望，虽然⾼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
精神⽣活的本质是超越，什么是超越？当代中国精神⽣活困境是什么？它和西⽅社会流⾏的虚⽆主义有何异同？
⼆、当代中国精神⽣活困境
（⼀）精神⽣活的本质是超越
简单地讲⼈⽣意义就是⼈对⾃⼰的⽣活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理解，精神⽣活就是对⼈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体验。
于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精神⽣活就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我们的精
神⽣活是否⾜够精神，就取决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是否⾜够精神。
前⾯我们提到冯友兰先⽣，他在讲了⼈对⾃⼰所做的事情的觉解使这些事情对他有了意义之后，⼜进⼀步讲了这种觉解和意义的不同层次，我的理解实际上也是精神⽣活的不同层次。⽤他的话来说，叫做不同的⼈⽣境界，四个境界，⾃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简单地说，在⾃然境界当中，⼀个⼈不去多想他有什么理想和希望，在功利境界当中，⼈个⼈所追求的是满⾜个⼈或者私家的利益，在道德境界中，⼀个⼈所遵循的是整体的或者社会的规范，在天地境界中，⼀个⼈所要符合的是宇宙法则或者所谓天理。这个⼈⽣境界确实，冯友兰先⽣直到晚年他认为他毕⽣提供的他最重要的⼀个学说，影响⾮常⼤。
那么这⾥我想提到西⽅哲学史，现代西⽅哲学当中的⼀个⾮常著名的⼀个命题，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关于轴⼼⽂明的观
点。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明，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印度和西⽅的⼈们在彼此并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同时都意识到作为⼀个整体的⼤写的存在，意识到⾃⼰，意识到⾃⼰的局限性。由于意识到⾃⼰的局限性，⼈为⾃⼰确⽴了⼀个⾄⾼⽆上的⽬标，⼈在⾃我的深处，在超越的明朗处，体验到绝对性，那么雅斯贝尔斯把产⽣了这种超越意识的⽂明叫做轴⼼⽂明。
关于轴⼼⽂明有许多评论和发挥，这些评论和发挥也会⽤到许多哲学概念，⼤家放⼼，我不引⼊这些概念了，⼤家只要记住超越性这个概念就⾏了，抓住了超越性这个概念就抓住了轴⼼⽂明的关键，轴⼼⽂明的特点就是做出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分，有的哲学家也叫做世界的两重化，就意识到了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超越性可以说是精神⽣活，和精神⽣活有关的最重要的概念。
超越的正⾯意义也⽤不着解释，要解释的是这个词在这⾥的⽤处，说精神⽣活的特点是具有超越性，是指超越个体⽣活的部分⽽指向个体⽣活的整体，超越作为个体的⾃我⽽指向个体所说的团体，超越当下的⽣活⽽指向未来的⽣活，超越物质价值，⽐⽅说中国⼈这个历
来重视的福禄寿喜这样⼀些，⽽指向精神价值，⽐⽅说真善美呀，这个正义，平等，⾃由这样⼀些价值，最后超越单个领域的价值⽽指向⽆所不包的价值。
这种⽆所不包的价值，雅斯贝尔斯叫做上帝，冯友兰叫做宇宙，我的天地，上帝是神学的概念，天地是形⽽上学的概念，神学和形⽽上学都与⼈类精神⽣活密切相关，⽽神学和形⽽上学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也成为我们考察精神⽣活在现代社会处境的⼀个重要⾓度。
当代中国当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来看⼀下精神⽣活它的现代困境是怎么样的，在现代处境是怎么样的。现代社会在精神领域的根本特点，可以借⽤⽑泽东的⼀句话来说，⽑泽东说，共产党⼈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实际上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凡事也都要问⼀个为什么，⼈们以前⼀般不问为什么
要有道德，因为即使问这个问题答案也是现成的，因为上帝或者天理、菩萨或者怎么样要我们有道德。
但是对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现代⼈来说，这个答案并不令⼈满意，因为他还会进⼀步问，为什么上帝或者天理要我们有道德，甚⾄还会问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上帝或者有天理。
因此借⽤王国维的⽤语，在现代社会，神学和形⽽上学即使还有可爱性的话，那么它的可信性也已经岌岌可危，甚⾄荡然⽆存，上帝死了这个判断，⼤家都知道，尼采虽然不是说这句话的第⼀个⼈，却是强调并且发挥这句话的最出名的⼈，这句话惊世骇俗尼采认为，由于理性主义和精打细算，由于摧毁⾃⼰的过去，控制⾃⼰的未来的现代⼼理，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并最终使欧洲⽂明⾛向灾难。，给⼈印象深刻，
尼采在《权⼒意志》这个序⾔当中就讲，他是在预⾔未来200年的这个世界历史的⾛向，未来200年⼀定是虚⽆主义占主导地位，然后欧洲⽂明分崩离析，最后毁灭的这样⼀个过程。
前⾯讲过，轴⼼时期的各⼤⽂明的特点就是产⽣了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两重化，意识到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但重要的是，同为超越，不同轴⼼⽂明有不同的超越⽅式。
简单地说，西⽅的基督教⽂化的特点是外在超越，那么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这两种⽂化在前现代社会
以不同⽅式⽀撑西⽅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它们同样遭遇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冲击。
但是冲击的后果有重要的区别，概括地讲，与外在超越的传统相⽐，内在超越的传统不容易在启蒙的时代、世俗化的时代，因上帝之死⽽引发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在内在超越的传统当中，上帝的存在本来就不是⼀根⾮要不可的精神⽀柱，中国⼈相信⼈性与天道相通，相信只要通过⾃我修养，恢复本性或者说成就德性，就可以上达天道，天⼈合⼀，中国⽂化，传统⽂化确实⽐西⽅传统⽂化更加信赖⼈的⾃觉性，⾃主性，但是真正愿意，更不要说真正能够实现这种⾃觉性和⾃主性的毕竟是少数。
（⼆）中国精神⽣活和西⽅社会流⾏的虚⽆主义的异同
中国⼈确实不容易像西⽅⼈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失魂落魄，悲观绝望，但很可能那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来讲，虚⽆主义本来就已经潜伏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了。
虚⽆主义在中国和西⽅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是西⽅的虚⽆主义是即兴的，⽽中国的虚⽆主义则是慢性的，西⽅的虚⽆主义往往是⾃觉的，⽽中国的虚⽆主义则往往是随便的，中国的虚⽆主义者往往对虚⽆主义也持⼀种虚⽆主义的可有可⽆的态度。
对现代中国的虚⽆主义者，鲁迅曾经做过这样的描绘说，他们畏神明⽽⼜烧纸钱做贿赂，佩服豪杰却
不肯为他做牺牲，崇孔的名儒⼀⾯拜佛，姓甲的战⼠明天姓丁，就不信权威这个特点来说，这些⼈和俄国的虚⽆党⼈很像，但是鲁迅说，俄国的虚⽆党⼈这么想便这么做，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虚⽆党⼈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在前台⼜是那么做。鲁迅把这种⼈称为做戏的虚⽆党，和俄国的虚⽆主义者区分开来，给予严厉的斥责。
⼤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笔下的这种形象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舞台上的熟悉的⾓⾊。但是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做戏的虚⽆党恐怕还不是最为可恶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实际⽣活当中看到，还有⼀种虚⽆党⼈有时候是连戏也不屑于做的，做戏的虚⽆党不仅不道
德⽽且不真诚，在做戏的虚⽆党⾯前这种不屑于做戏的虚⽆党⼈往往会有⼀种道德优越感，我虽然不道德，但还毕竟还真诚，我虽然不承认其他价值，但我还承认真诚这个价值，你是伪君⼦，⼀虚伪就把君⼦给虚伪没了，我是真⼩⼈，我虽然是⼩⼈，但是还有⼀个真留着呢。
那么谈论当代中国⼈的精神⽣活，特别要警惕这种把，按我的话来讲是把⽆耻混同于真诚的这种⽂化现象或者社会现象，真诚要能够成为⼀种正⾯价值，前提是内⼼有⼀个绝假存真、诚⼼向善的⾃我，⼀个⼈丧失了这种⾃我就已经⽆法真诚了，⽽只能⽆耻。
伪君⼦的伪装对妨碍⼈们尽早识破真相，及时阻⽌其危害，但是坏⼈们如果都肆⽆忌惮，都我是流氓我怕谁，⼀个社会之为⽂明社会的⽂饰和约束也就所剩⽆⼏了。
童世骏认为，中国的虚⽆主义是慢性的存在，其潜在的破坏性更值得警惕。当节俭传统遭遇消费呼吁，当精神需求遭遇迷信泛滥，我们的精神世界如何穿越市场经济带来的层层迷雾？
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挑战
讲到市场经济的精神挑战，⼈们很容易想到改⾰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这些现象现在仍然不少见，但是严格地来说，这些现象与市场经济改⾰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它的本⾝谈不上低俗和腐朽，但是也对⾼质量的精神⽣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说市场经济的刺激消费的需求，就会产⽣⼀个消费主义的问题，于是就有⼀个刺激消费的需求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这样⼀个⽭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不仅是⽣产的⽬的，⽽且是⽣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需求，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是市场经济和精神⽣活有关的更重要的⼀个特点在于，它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求，⽽且创造了分期付款之类的刺激消费的信⽤⼯具。
那么对这点，丹尼尔贝尔有很详细，还有其他⼀些不少这个西⽅学者都有⼀些⾮常深⼊的研究，包括经验的研究。他说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者直接信⽤，从前⼈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信⽤卡让⼈⽴即兑现⾃⼰的这个欲求。
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的话，吃苦耐劳的民族传统和艰苦奋⽃的⾰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但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却可能引出完全不合理的结果，可能使⼈们沉溺享受，不思进取，甚⾄使全社会寅吃卯粮，⼊不敷出，曾经连续数⼗年⽀撑了经济景⽓的这种消费主义⽂化，在最近爆发的全球⾦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当中，已经被普遍地指责为是罪魁祸⾸之⼀，这⼀点我们应该⾼度重视。
另外⼀个⽭盾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盾，这个新是新旧的新。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疑是主⾓，但是提倡创新精神也有⾛向唯新是好的浮躁⼼态和浪漫情绪的危险，构成完整意义上企业家精神的，还有事功精神，理性能⼒和规则意识，改⾰前期，创业有成的许多企业家后来却纷纷落马，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我想其中⼀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他们那⾥，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所应该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和必要的平衡。
第三种⽭盾，我受贝尔的启发来看我们⾃⼰社会也存在的是，扩⼤精神⽣活空间与避免巫术迷信泛滥之间的⽭盾。
贝尔把美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化⽭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复兴，认为在种种危机⾯前，⼈们会意识到⼈类的局限性，会意识到有必要进⾏种种限制，宗教意识的⼀个重要部分就是
这种局限的意识，就是这种限制的意识，在以内在超越、天⼈合⼀为主要⽂化传统的中国，对宗教的作⽤我想只能给予有限的期待。对⼈为制造的宗教，还应该有⾜够的警惕。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平⽇益提⾼，其他⽂化传统当中，主要由宗教来满⾜的那种精神需求，在我国不仅同样存在，⽽且在民众那⾥有明显的增长，在政府⼀⾯也逐渐给予了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国家的公共意识形态与公民的个⼈精神追求协调起来，如何在扩⼤精神⽣活空间的同时避免巫术迷信的泛滥，是⼀个值得关注的⼀个问题。
2005年，被判处死缓的原⿊龙江省政协主席，当他⼉⼦因受贿被捕的时候，责怪其⼉媳妇信佛不诚，在他⾃⼰被的时候，哀叹⾃⼰天天拜佛，怎么不见显灵，这种⼼态在贪官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些贪官⼼⽬当中，神灵菩萨也只是贿赂对象，本应具有神圣内涵的宗教仪式却成了花⼩钱发⼤财的⼈间骗术，我们谈论今天中国的精神⽣活，对这种现象不可⼩看。那么当然，讲精神⽣活的现代困境，讲市场经济的精神挑战，讲精神，现代精神危机的中国特⾊，并不是要对当代中国的精神⽣活悲观绝望，其实有这种情绪的⼈却是不少，但我认为这种情绪恰好也属于当代中国⼈精神⽣活当中⼀个应当加以⼤批判的⼀个⽅⾯。
事实上⾃从改⾰开放以来，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尊重⼈民众的幸福追求，加上⼤胆尝试、勇敢闯关的现代意识，是成就30年发展的宝贵的精神品质。在这种精神动⼒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取得重⼤进步的中国社会⼜反过来给中国⼈的精神⽣活带来了不少积极的影响。
⽐⽅说精神⽣活的基础是精神需求，就精神需求的满⾜⽅式⽽⾔，市场经济这个把有效满⾜各种消费需求作为主导原则的经济形态，对精神⽣活也并⾮只有消极的意义。
这点我可能和许多学者看法有所不同，在当代社会，资本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具有两重性，资本既诱导控制消费需求，也追随和迎合消费需求，当年，当前中国的国学热，于丹现象等等，很⼤程度上是图书市场、教育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种迎合，因此重要的不仅是消极地提防和抵制资本的诱惑和控制，⽽且是积极地利⽤资本对消费需求的追随和迎合。
对于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来讲，提升精神⽣活的主要形式，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宗教之外。古⼈把⽴德，⽴功，⽴⾔，作为获得永⽣不朽的途径，今⼈也有不少类似的说法，李⼤钊，鲁迅，胡适都有类似的说法，和我们最亲切的，我们最了解的是雷锋的那句话，⼈的⽣命是有限的，可是为⼈民服务是⽆限的，我要把有限的⽣命投⼊到⽆限的为⼈民服务当中去，据说⽑泽东在读了《雷锋⽇记》当中的这句话以后，这段话以后，说了这样⼀句话，说此⼈不简单，他懂⼀点哲学。
那么就⽂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来说，刚才讲的这些⼈有很⼤的差别，但他们说的都是有限⼈⽣经历了，有限的⼈⽣经历与⽆限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谈论⾮宗教意义上的超越的可能性，都是在谈论⾮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活的可能性。
有⼈会说这种意义上的超越不像宗教当中那种惩恶扬善的神灵那么有效，但是我们可以⽤司马迁对孔
夫⼦这个超越理想的追求来说明世俗意义上的超越性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们都知道司马迁⽤"⾼⼭仰⽌，景⾏⾏⽌"来形容他⼼⽬当中的孔⼦形象，接着他说，对这个理想，他"虽不能⾄，然⼼向往之"，司马迁虽然承认孔⼦对他来说是⼀个不能⾄的超越理想，
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理想的不能⾄⽽放弃这个理想，相反他仍然⼼向往之，我们可以说这⼼向往之的对象远在⼀个理想世界⾥，但是向往之此⼼，此⼼之向往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发⽣在我们所⽣活于其中的这个经验世界当中，司马迁对这个可⾄的理想的向往，并没有使他成为孔夫⼦，但是这不要紧，这种向往使他成了司马迁，⼀个超越的理想能起到如此实在的作⽤，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个虚构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不能轻视，我反过来讲，宗教作为精神⽣活，传统形式的现代价值，根据我们在2005年夏天进⾏的全国范围的调查，在4569个被访者当中，有1435⼈，也就是三分，这个31.4％的⼈说，⾃⼰相信某种宗教，从调查样本向⼈⼝总体推算，结论是在16岁以上的中国⼈⼝当中，有3亿⼈说⾃⼰相信宗教。
当然有说⾃⼰相信某种宗教，不等于就是某种宗教的信徒，但那么多⼈说⾃⼰相信某种宗教，我们在讨论中国⼈精神⽣活的时候，当然要给予⾼度的重视，我们要重视从中透露出来的国民对精神⽣活的重视程度，重视相当⼀部分国民所选择的精神⽣活的⽅式，同时也重视，我前⾯所说的，在扩⼤精神⽣活空间的同时，尽⼒避免巫术迷信的消极后果。
说到底，当代中国的精神⽣活主要还是⼀个实践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前⾯提到过，在现代的⾮神圣化的⽂化背景下，为什么要道德，居然也会成为⼀个问题，同样，为什么要有⾼尚⽽充实的精神⽣活，为什么⽴功，⽴德，⽴德，⽴功，⽴⾔，⼩我融⼊⼤我是⾼尚的，⽽花钱消灾，求神升官就不是⾼尚的，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也虽然荒唐，但很棘⼿，但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从理论上思考这些问题，对正常社会的正常成员来说，对于⼀个经历了健全的社会化过程的健全客体来说，这类问题在理论上被提出来之前，就已经在实践当中被解决了。
北京现代怎么样借⽤马克思的话来说，前⾯也提到了，当今中国精神⽣活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世界，⽽不⽌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批评19世纪40年代德国状况的时候曾经写到，这⾥的实际⽣活缺乏精神活⼒，这⾥的精神⽣活没有实际内容。
那么我想倒过来讲，⼀个健康的社会，就是⼀个实际⽣活充满精神活⼒的社会，是⼀个精神⽣活充满实际内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为什么要有道德，为什么要过⾼尚⽽充实的精神⽣活，将不再是有真实意义的真实问题。让我们为这样的社会的到来，不仅坐⽽论道，⽽且⾝体⼒⾏吧。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构成了中西传统精神⽣活的不同模式，道德底线为何会成为⼤众关注的问题？⾯对多元的选择、纷繁的诱惑，我们怎样调控随时会倾斜的内⼼杠杆？
四、访谈
王鲁湘：中国当代的这种精神⽣活，童先⽣刚才其实给我们做了⼀个⼤扫描，除了⼤扫描以外，他也给我们做了⼀个⼤透析，在这个⼤透析的过程中，也给我们开了⼀个⼤药⽅。那么我们中国⼈的当代的精神⽣活，从我们平时的这种社会交往中间，包括我们平时的⼀些这种私下的谈话，包括⼀些公共的⼀些讨论中间，应该说我们每⼀个中国⼈对当下中国⼈的精神⽣活的满意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当下的精神⽣活，我们中国⼈⾃⼰就⾮常地不满意，那么像这样⼀种状态，就是说整个⼀个国民，⼀个民族，对⾃⼰在⼀个经济的⾼速发展时期，在⼀个好像⾃⼰的民族这个国际地位⽇益提升的这样⼀个历史阶段，却对⾃⼰国民的精神⽣活评价如此之低，您觉得这个情况妙还是不妙？
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的，但我先得说⼀下，就是对我们⽬前的精神⽣活的不满，这在知识分⼦当中⽐较突出⼀点，如果对⼀般民众的这个调查的话，我想这个结论恐怕有⼀些不太⼀样，因为我们2005年的那个调查当中也包括对当前⽣活的这个评价，
那么满意度是⾮常⾼的。最近今年报纸上也有⼀个报道，就是美国的⼀个，好像是美国的⼀个调查中⼼，他们调查到的，就是中国⼈对当前⽣活状况的满意度，也是相当⾼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很⾼的。
当然了，我们也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往往是，越是经济条件⽔平，经济发展程度⽐较⾼，满意度越是低⼀点，我们如果说⼀个指标，说⼀个它的质量的评价的话，⼀个最重要的⼀个标准，有时候恰恰
对当下的这个不满，表明你有⼀个更⾼的追求，你会做更⼤的这个努⼒，是吧，我们说起来，这个满意度最⾼的是阿Q，是吧，那么当然，他的精神胜利法，我们不作为精神⽣活较⾼的⼀个表现，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较复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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