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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自传和他传——
北京现代汽车厂陈芬
人在城中
1950年2月，梁思成和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在北京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这是一个在保护旧城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方案，梁思成希望可以像舒舍夫重建诺夫哥洛城一样，“在最优美的历史文物建筑的四周，将留出空地，做成花园为衬托，以便观赏那些文物建筑”。但这一方案却不被理解和接受，甚至成为梁思成在“”中被批斗的罪证。对城墙、牌楼的拆毁甚至让梁思
成哭泣，他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可以想见，这个方案除了是一份成熟的城市规划外，似乎更重要的是，它寄托了知识分子梁思成对这座城市的人文理想与诗意
情怀。在这里，梁思成不仅仅只是一个建筑家，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北京也不只是一座古城，不仅仅是故乡，更是人们心向往之的母亲，甚至是自身——
—城市已经融入到血肉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在所有城中，最让人情牵不已的当属北京城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北京绝对具有“精神故乡”的意味，无论是否生长于此，他们都对北京怀着抹不尽的“乡愁”和说不清的依恋与眷念；他们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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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设想满载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彩。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梁思成只是这无数设想者中的一员。梁思成的方案到底是促进了北京的城市化还是阻碍了它，方案自提出后一直饱受争议。而文学，则始终是这一进程中各种城市想象的记录者、推动者和思考者，作家们用文学作品“生动地传达着一种
文化期待，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期待”（赵园：《北京：城市与人》），寻着城市的现代性格，他们是一不断寻城市心灵的人。虚构与叙述对现实生活不断进行着消解与建构，在历史真实之外，我们看到了想象与期待下的北京城形象。文学中的北京被赋予了更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渗透了作家在特殊时空领域里的各种诉求。北京城经由这些作家的书写、阐释，融入了点点滴滴的都市经验，呈现出特殊的京城形象。同时，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心态也被变动中的城市
改变着。时间的故事总是通过空间在讲述。交通工具作为一种移动的城市空间，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的发展历史。汽车、火车的出现取代了步行，它成为腿脚的延伸，久而久之甚至变作了人体的一部分。在工具的不断演进中，“速度”对人们的理想观念与动作行为不断进行着洗礼，工具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的进化史。不同时期的交通工具被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写入作品，或隐或显地表达了作家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各种人文理想的探寻。
老舍与人力车夫
二十世纪初，拉黄包车是下层人的职业之一，是当时的人力版“出租车”，它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速度，其作用类似电话线便捷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又类似工厂的大规模
生产提高了效率。在胡同中穿行的黄包车是城市现代化的起始。在对二十世纪初京城历史的追溯与想象中，黄包车通常会成为重要的记识标志，而与之同时被忆起的恐怕就是“骆驼祥子”了，与京城、与黄
包车扯不断关联的车夫“祥子”是人们对那个年代京城的重要文学记忆。
老舍曾说他要写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陌路鬼”，很明显，祥子首先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奋斗者”。祥子的奋斗和理想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意味，他不属于一个家族，他如阿Q 一般没有一个被人称颂的姓氏，他没有亲人，他只代表他自己！他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借助自己的力气，只有借助于物（人力车），凭借“脚踏实地”的方式（在祥子那里，自己拉起车，脚踩在大地上跑完一段段路程，才算是对车的真正占有），才能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得到个人的幸福。在人力车这一现代物神（第一代？）的带动下，人们更换了传统的时空观念，达到了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向。于是，时间被节省，空间被拉近，速度成为显学和热门词，而中国古典的田园诗意和缓慢中的幸福感也同时被省略和删除。以“祥子”为代表的劳动者，在与物的甜蜜和紧张中，在与物的聚散离合中，在沉默中，践行着个人主义的奋斗理念。这种理念一直贯穿至二十一世纪焦头烂额的“80后”小青年身上。
虎妞提出效法其父买两辆车赁出去凭车份过日子，遭到祥子的强烈反对：“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虽然人力车推进了城市的速度，但一种更为盈利的现代赚钱方式却为祥子所排斥，对祥子来说，“一
辆人力车”的意义远在经济来源与物质保证之上，真正地与车呆在一起才会让祥子踏实，这是人对物的强烈依恋。这种人对物的变态爱恋（这种变态爱欲以虎妞对祥子的变态欲望表现为镜像），在现代性转向的历史环境中生成，却又是一个传统问题。这种依赖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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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比如人对石斧的依赖，人拥有了石斧，就能解决安全和生存的问题，甚至还能当上酋长——
—从物中获取权力，这种权力对一个脆弱的个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力车对于祥子同样具有这样的吸引力。而祥子对物的依赖与原始初民不同的是，他受动于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这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产物。
踏实、勤快、上进的奋斗者祥子最终没能真正拥有一辆车，没能获取生存的全部权利，他的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就更沉沦堕落一层，最终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这是祥子的悲剧，又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个新旧杂陈的中国社会中面临重重窘境。下层无产者的祥子没有成功，受新思潮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子君和涓生同样没能圆满，就更不用说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奋斗目标的阿Q了。纵观中国现代的一系列“革命”事件，都给予每一个人的个人主义以一种奇怪的实现方式，那些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宣传口号的革命理念，就真实有效地调动起了绝大多数受苦人觉醒求解放翻身把歌唱了吗？在大环境没有发生质变时，孤独的奋斗着的少数个人就不得不成为悲剧，当然，这也是革命的悲剧。革命，最终只是在一个一个个人主义蜂巢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催生出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怪胎——
—乌合之众。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政权上的“革命”取得成功（虽然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之后，中国跨出了“建设”的一步。与“革命”这种解构行为不同，“建设”这种在发展的理念下形成的建构行为更考验统治精英对现代性的深远谋划。“”期间，伴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知识青年们被纷纷送到农村或边疆，而“火车”成为了这一大规模众运动的见证者。青年们或怀
揣建设的热情，或饱含离家的焦虑与不安，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即是这后一种心情的表露。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1968年的某个“四点零八分”注定要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火车站挥舞着一片“手的海洋”，巨大的建筑物在火车汽笛的长鸣中剧烈地抖动，这是一种宏大而奇特的告别场面，人、声浪、汽笛、火车混合一起，声影气浪成团轰来，就要撞破诗人脆弱不安的神经。孤独无助的“小我”还未表达出对个人公平和幸福的要求，就被“大我”裹挟着前进了，几乎被阻断了任何反抗的可能性。在这里，中国的“建设”问题以“火车”这一意象得到完美的诠释。如果说人力车容纳的是个人主义的幽灵，那么火车从一开始呼唤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的内部总是慢慢充塞着一个人口大国的平凡子民。“建设”从来都不是对普
世价值的实践，而是具有浓重政治意味的现代化改造，强烈要求掩盖“个人”、“内心”这样的词语。不论是对制度的建设，还是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论是“十七年”、“”时期的“三面红旗”、“超赶英美”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建设”无一例外被打上了中国特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志。“火车——
—永远是这么快——
—向前飞进”（刘半农：《晓》），从一开始，飞一样行进的火车就显示出了它的暴力彩；而在半个世纪后（刘半农的诗句作于1918年，而食指的诗恰在1968年），火车就更代表了一种滚滚向前的、势不可当的建设意志——
—这正符合当时中国人饥饿的、嗷嗷待哺的吞噬动作。伴随着坚定有力的车轮和轰鸣震颤的汽笛，火车将国家的物（大量原材料、粮食）和人（知识青年、建设者）做了重新分配，大规模输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输送到一个永远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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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火车即将开动，纵然车上周围坐着的是大批的同龄人、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诗人还是感到了属于个人、源于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波浪起伏的告别，汹涌而残忍。“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针线的意象却又多了一层
现代意义的破碎和疼痛。迷茫导致的焦虑，使得我“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甚至“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北京一定是复数的，它不仅仅是故乡，“我”也一定是复数的，“我”还是所有同车的人，是全国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被放逐的一代人。在“大我”的臂弯里，“小我”还是偷偷地用他细声的犹疑和无助来反抗，这是建设时期一个忐忑的、带有几分怀疑情绪的建设者的心灵记录。它不同于更多的抒发虚假理想主义的诗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具有了真实的力量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召
唤。而他坐火车的地点：北京———全国的心脏，现代性的激素最旺盛的分泌器官，也正是建设中国发号施令的火车头，却在1968年四点零八分的这班火车上驶上了精神的荒原，似乎离梁思成先生的最初构想也更为遥远了。
人力车只是人腿的初级延伸，以它为原型有两种发展态势：将传统的人力改装上现代动力即生成火车，这是一种外向型的发展；将施力者和受力者合二为一，即形成自行车，这是一种内向型的发展。不同于集体主义的锻造物火车，自行车由于其内敛气质，延续了人力车尚未开花的个人主义情怀，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带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主义在自行车身上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它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大多数中国人在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比如，自行车就曾作为新婚置办的“四大件”而驰名，成为幸福的必需品）。
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妈妈买回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使我结束对别人家有自行车的羡慕。当她下班，才轮到我骑上它，在院子里转圈、上街。
我喜欢把它的铃铛摁得乱响。一个时期它成为我的玩物，使我见到熟人
腰都比平时挺得直。一次在西郊体育场，骑着它我沿着跑道飞驰，我的得意遭到几个小子的嫉妒，
他们把我拦下来，让我把车给他们，我没有答应，与他们打起来；我就像一只老虎保护自己的幼仔，没有让他们拿走它。所以很多年过去，它仍在我的眼前闪亮：镀铬车把、回链刹、二八圈。
我看见自己骑着它在铁路新村周围的路上转来转去，身边的事物纷纷后退。
这是一个中国诗人对和平时期、建设时期自己童年的深刻记忆。甚至没有诗行间情绪的间隔与跳跃，不用读者展开任何联想，作者孙文波要说的就已经全部呈现在了大家面前，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冲击。这种真实跨越了空间，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个年代的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致于现在想起，我还能“看见自己骑着它在铁路新村周围的路上/ 转来转去”。自行车的动力来源于自身，因此，即使是孩子也能很好地掌控它，能够“沿着跑道飞驰”，这种满足感让孩童无比迷恋，从而更加珍爱它，所以当和“几个小子”打架时，“我就像一只老虎保护自己的幼仔”。当国家的整体利益用火车不断进行着体分配时，自行车这种完全属于个人、承载个体的工具，被人们像爱护孩子一样地疼爱着。从视线的高度上来说，小孩子需要仰视车，而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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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车则是俯视，若将两种视线平均，得出的则是人们对物（自行车）的平视，自行车在这里获得了一种平等的、被尊重的地位。自由而灵活的自行车被人们所珍爱，但却绝对不同于祥子对车的畸形爱恋。
在公共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里，自行车逐渐成为最便捷、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它驮载了一个个的平民梦想：在某个时期，机关干部上班要骑它，大学教授上课要骑它，女同志接孩子要骑它，男同志买大米也要借助于它。在大学校园，自行车上的白衬衫和后座上飘起的白裙子是最美丽的画面（而如今的校园则开始流行滑板和轮滑，交通工具从实用功能中分化出娱乐功能），宿舍楼下面成排停放的、姿态一致的自行车也会激起每个人对火热青春的怀想。电影中曾有过很多这样的场景：工厂下班，几百辆自行车驶出大门，自行车成为了中国城市里最壮观的流动风景。与火车相比，一齐驶出工厂大门的自行车队虽然也构成了一种集体主义幻象，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坐火车的人们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而骑自行车下班的人的终点却各不相同。等到自行车盛行时，人们可以凭借个人劳动更加平等、自由地生活，无论是工厂里做工时，还是“骑”自行车时（非“拉”车也非沉甸甸地“被拉”，同时还毋需被规定“终点”）。此时，这班四点零八分始发的火车已慢慢转入正常轨道。
象棋中的“车”、“马”，分别指代着传统社会中的主要交通工具，“车”横冲直撞，而“马”走斜线。这两种行进方式分别被火车和自行车所继承和体现，火车直来直往、纵情奔驰，是发展和建设的急先锋；自行车却可以随心情或摇晃或加速、或走或停，全凭骑车人的心愿。在自行车摇摇晃晃向前行进的节奏中，人们感受到的一定是“在生活”的充实感与踏实感。上班、接孩子、买东西、看望朋友，等等，在通向全部生活的途中，人们向前行进、左右躲避，安全与依赖完
全掌控在个人手中。自主、自由、紧张中的些微闲适描画成了道路上自行车的各种幅度的S型路线。在物质紧张中，自行车却能赋予人们一种缓和的、个人自主的精神状态。在如今的北京，这种心态却被一扫而光，现代人内心深处对闲适与自主的渴望被又一次的急速发展所轰炸、裹挟。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行车道上，人们已经很难看到摇摇晃晃驶过的自行车。
王朔与开放中的北京
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个人主义的“奋斗者”难免变成“陌路鬼”的老北京，他用充满贵族气的知识分子眼光关怀着民间；食指笔下的北京则是迷失的北京，一代青年人因抓不住北京的衣袖而心生恐惧；王朔的北京就是年轻气盛的北京了，他用战斗的姿态来叙说这个打开了胸襟的城市，城市也给了人们更多反思的空间与自由。
当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人们在一个时期内被压抑的强烈欲望释放出来，又因一时无法满足而加剧了社
会的焦虑。王朔举起了鲜明张狂的文学旗帜，却在横行无忌的颠覆和消解禁忌之外，暗含一种感伤情怀的抒写。王朔的小说《许爷》描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许立宇即“许爷”的人生经历，是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沉浮记录：个人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但也更多了些人生起伏。文章写道，八十年代中期，“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司机许爷当时开崭新的“雪铁龙”，“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这引起了在单位里混日子的“我”的嫉妒与隐隐的自卑，于是“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我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此时的许爷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对于打车的人，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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