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七年第六期（总第198期
）
博物馆学研究
“大众化”与“化大众”：中国博物馆教育宗旨的表述与实践（1949年—1966年）
徐玲1赵慧君2王松德3
1，2.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3.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
郑州450000
Abstract ：“Elite ”and “the public ”are of two classes and two cultures in a hierchichal society.At the be
ginning of PRC China,under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public ”culture became dominant,which severly undermined the “elite ”culture.During this period,museums in China,significant in propaganda,became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aimed at serving “the public.”However,in practice,because the “elite ”nature,museums have been educating,rather than serving the public.To recogniz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goal and the practice of museums is fundamental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eums.
Keywords ：museum history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C China ，museum education ，to serve the public ，to educate the public
摘要：“精英”与“大众”属于传统分层社会的两个不同阶层，并在文化层面延伸出相应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的“精英”与“大众”分层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局面被打破，甚至出现后者试图取消前者的倾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要文化机构之一的博物馆，被纳入国家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体系，积极配合国家建设需要，将教育宗旨表述为“为广大人民服务”，宣示走“大众化”之路。而在实践中，因受博物馆内置“精英性”的牵绊，又不自觉地将“大众”视作政治教化对象，行“化大众”之实。如何辨证看待此时期博物馆教育宗旨表述与实践相背离的史实，是重新认知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诸多困惑议题的关节点。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史；博物馆教育；“大众化”；“化大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阶段，也是中国博物馆观念新旧更替的重要时段。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博物馆明确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使命，全面调整其服务宗旨以满足新时代建设之所需，致力于培养
社会主义“新人”，将“为广大人民服务”定为两大基本任务之一。但是，仔细梳理此时期相关史实却发现，在实践中，博物馆并未走出传统精英“化大众”的窠臼。“大众”作为博物馆的主人公，多停留在政策表述层面，并未真正脱离被教化的地位。出现如此明显的表述与实践之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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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的原因是什么？针对此问，本文尝试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教育宗旨的表述、教育实
践，以及宗旨表述中“大众化”的不可操作性与
实践中不自觉的“精英”意识之间的纠葛等三个
方面入手，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史研究的更多关注［2］。
一“大众化”：中国博物馆教育宗旨的
表述（1949年—1966年）
因拥有社会绝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等资
源，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享有高度的特权，
尤其是文化特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文化资
本的获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结果，而是
与个人的家庭传统、日常熏陶有关，同时也与受
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历史上，虽然“大众”阶层
人数众多，但多游离于文化权力之外。至五四时
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文化“平民主义”意识
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动诉求，开始思考“让大众获
得文化话语权”［3］的问题。成文于20世纪40年
代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纲》，明确提出新文化
的本质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并
初步将“大众”界定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
农劳苦民众”［4］。此处的“大众”，明显属于传统
社会“精英”阶层之外的下层民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工作基本遵循了新民主主义
文化权力配置上“大众”优先的原则，尝试解构
传统文化格局中“精英”主导模式，打破精英
“化大众”的启蒙范式，重新建构一种“大众
化”文化模式。博物馆教育宗旨表述为“大众
化”，正是配合这种“大众化”文化模式建造之
所需。
实际上，博物馆教育“大众化”倾向早在民
国时期就已有所倡导［5］。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
裴文中率先撰文响应新民主主义文化号召，要求
把博物馆建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机构［6］。主持当时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郑振铎，从
政策层面提出博物馆的最大任务和目标是：“把
过去被封锁了的文化从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
和封建的学者们那里解放出来，而成为劳动大众
所公有。”［7］这是博物馆方对解构“精英性”、建
设“大众化”文化模式最为直接的表述。1956
年，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形成“三性两务”
的重要政策理论中，“为广大人民服务”被列为
博物馆两大基本任务之一。1958年，文化部制定
颁布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五年纲要》里进
一步提出“县县有博物馆，社社有展览室”的建
设目标，尝试将博物馆推向县、社等偏远的、
“大众”更为集中的基层地区。同时强调：“博物
馆面向工农兵，开门办馆，出门办馆，上山下
乡，去工地工厂大搞流动展览。”［8］致力于将博物
馆教育服务扩展到更多的“大众”中去，不啻为
另一种形式的“大众化”文化建设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大众化”思
潮影响，各博物馆开始创建众工作部门，简称
工部，成为当时博物馆三大部之一。该部门实
际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作最为积
极、成绩最为突出的部门。成立后的工部以
众工作为核心，一方面主动组织众参观，主动
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如招贴画、广播等广泛宣传
博物馆展教信息，吸引“大众”参与博物馆活
动［9］。另一方面，积极改变原有博物馆的服务风
格，为博物馆各项展览配备讲解员。有条件的博
物馆甚至开始思考如何让讲解更好地服务于“大
众”的问题，要求：“在讲解内容和方式、方法
上，要照顾到工人观众的有关特点和要求”［10］。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大众
化”的教育宗旨通过一系列的法令、政策得到了
广泛的表述。
为使“大众”获得更大的文化话语权，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甚至采取了改造“精英”以
服务“大众”的政策，从国家层面提出：全面改
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1］。
并形成了针对知识“精英”的六字方针：团结、
教育、改造。如何改造知识“精英”思想，实际
上是传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问题，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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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馆学研究
和国成立初期的改造完全处于摸索阶段。为倡导文化“大众化”，提升“大众”的文化话语权，而创造性地从知识“精英”、即当时的文化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着手，通过改造其思想观念，从而提高“精英”为“大众”服务的热忱，以使其处处能够联系众，根据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需要和愿望，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12］。与此相对应，此时期的博物馆工作者经历了同样的思想改造过程，一再地放低身段，努力理解并执行博物馆“大众化”教育宗旨，以迎合“大众”对博物馆文化服务的诉求。
二“化大众”：中国博物馆教育实践中的
“精英性”（1949年—1966年）
理论观念的提出和实施之间往往并不同步，实践有时甚至会走向观念的反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教育宗旨的表述与实践的相背离性正好验证了观念与实践的不同步性。由于当时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引起博物馆观念在实践中变形甚或变性的原因众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仍是博物馆内置的“精英性”和当时国家政治话语建设之急需。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博物馆在文化层面的“精英性”与生俱来。早期的收藏者、研究者及此后博物馆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精英性”赋予了该机构天然的“精英性”。与此同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多来自精英文化留下的“重器”，而缺少“大众”熟悉的日常生活用器。“重器”蕴含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信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释读权多掌控在“精英”手中。博物馆文化的抽象性、高雅性，远超文化素养缺乏的“大众”的理解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致力于服务的“大众”主体界定为工农阶层。根据文献材料可知，该体中文盲比例较大，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刚刚获得国家主人公地位的工农众，虽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但无法掩饰其认知水平
低下、科学知识匮乏、艺术素养缺失的事实。翻检此一时期的博物馆观众资料不难发现，“大众”在博物馆中的话语权微乎其微，甚至处于几无自主权的尴尬境地。在“大众”的名义下，博物馆的参观多是以“
被组织”的团体形式出现，鲜有“大众”个体自发的参观行为［14］。以上均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众”个体仍难突破博物馆内置的“精英性”屏障，在文化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的状态。
1949年—1966年，新政权初建，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的中国，首要任务即是加强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成为刻不容
缓的国家政治话语建设之急需。苏东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教育［15］。当时博物馆定下的总任务即是：进行
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16］。王冶秋要求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展览应主要表现劳动人民的历史、阶级斗争的革命史、生产斗争中的创造发明史，表现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人和事，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17］。在此政策指导下，各大博物馆内所举办的展览几乎全部围绕政治宣传教育而制作。当时影响较大的展览如：《工农业成就展》《刘介梅忘本回头展》《抗美援朝展》《解放台湾展》《英美帝侵略展》等，无不是为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建立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的政治需求而设计的。1958年后开始兴办的地主庄园和贫农住宅博物馆，其办馆缘起即带有强烈的政治教育意涵，“通过形象的具体的阶级教育，以提高广大众的阶级觉悟，更进一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
义”［18］
。在这种政治教育模式下，带着强烈政治
认同使命感的博物馆教育，很难摆脱政治“精英”的教育意图，去坚持其“大众”优先的宗旨表述了。“大众”在此只能是作为整体教育对象的被教育者，被动接受国家传递给他们的各种政治知识，而不能主动建构自身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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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是高度强调思想
整齐划一的时代，以政治正确为衡量一切的标
准。据此，博物馆可以从政治层面明确地将“大
众”作为政治教育的对象。在实践中通过各种各
样的程序和规范，比如不允许触摸展品，甚至规
范要求到具体观众的参观着装、言谈举止等个人
行为，来教育甚或是改造“大众”。在此，博物
馆不但不能遵循其教育宗旨的表述，将“大众”
文化需求放在首位，而且并不避讳教育改造“大
众”甚或具有歧视的倾向。整体看，此时期的博
物馆教育实践仍是以“精英”为主体的对“大
众”的教育活动，只是教育者由原来的文化“精
英”变为政治“精英”而已。因此，在具体实践
层面，博物馆所谓的“大众化”不仅未能跳出传
统的“精英”模式，而且在国家政治使命下更加
强化了精英“化大众”的正当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博物馆基本是一
个政治论述空间，话语权笼罩在国家意识形态之
下，其立基是政治理性，而非国民的素质培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设中，一直试图通
过文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和操控。因此，博物馆教
育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灌输式的政治说教，目的狭
窄到仅仅是强化政治认同的境地，且力求影响
“大众”并被认为是为了“大众”。在“大众化”
宗旨表述下，此时期博物馆的“精英”特性不仅
没有从根本上消弭，反而通过单向度的政治说教
得以强化。南京博物院的蒋赞初回忆自己1950
年代初的工作说：“当时，文教部门的各项工作
都是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展开”［19］。满足国家
政治说教需要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历史博
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分别举办的《中国通史陈
列》和《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的陈列》，均因阶级斗争红线不突出、思
想红线不突出等政治问题而被要求补充调整［20］。
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政治“精英”观念得以在博
物馆中灌输，而作为政治“精英”教育对象的
“大众”，此时在博物馆话语体系中的失声就成为
必然。
三“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困境
19世纪之后，在民主思潮冲击下，精英文化
产物的博物馆不得不在理论上接受“大众”平等
参观的文化诉求。但在实践层面，如何在坚持关
照博物馆“精英性”的同时，真正赋予“大众”
平等的参观权力，却使博物馆陷入了选择性困
境。
博物馆学者加比·波特（Gaby Porter)曾研
究指出：“博物馆正文背后的意识形态，其实充
斥着精英（相对于一般社会大众）、男性（相对
于女性）、强势族（相对于弱势族）、实物
（相对于抽象概念）、高雅（相对于俚俗）的
彩。”［21］在此，博物馆明显具有社会阶层区隔的
独特功能，“精英”与“大众”在博物馆的区分
自然而然，且界限分明。博物馆的“精英”高呼
要让“大众”享有平等文化权力，无非是“精
英”拯救“大众”姿态下的一种理论诉求。换句
话说，就是博物馆方作为“化大众”的说教者，
又试图成为自身“精英性”的批评者，个中矛盾
不言而喻。19世纪，欧洲博物馆界提出博物馆是
为“文明化”的工人阶层而设置的社会机构，率
先在理论面向上提出要致力服务于工人阶层。但
是，在众多早期博物馆社会学层面的研究中，却
发现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真正消除工
人阶层与博物馆专业性之间的诸多隔膜。囿于自
身文化能力，工人阶层很难享用来自博物馆的文
化赋权［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同样面临
着“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困境。1956年，全
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形成的“三性两务”理论，
将“为广大人民服务”定为博物馆基本任务的同
时，为响应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发出的“向科学
进军”及“博物馆等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
切必要的条件”［23］的号召，确定博物馆三重基本
性质之首是：科学研究机关，并将“为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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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七年第六期（总第198期）博物馆学研究
服务”列为博物馆另一大任务。此处已然出现了专业性的科学研究与通俗性的“大众”服务之间的矛盾。针对此，郑振铎解释说：“二者是统一的，有着提高与普及的辨证关系，提高了广大人民众的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也是为科学研究服务，而且向科学进军不只是少数专家的事，
需要有广泛的众基础”［24］。国家层面试图以两
者之间的平衡来消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性，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却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条款。这一双向性的辩思已开始涉及到了博物馆专业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张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理论表述与实践中始终存在着“大众化”与“化大众”的抵牾。此时期博物馆理论上提倡面向“大众”开放，打破了博物馆长期存在的神秘性，尝试使文化走出“精英”殿堂，走进“大众”生活。而实践上，由于博物馆文化的抽象性和“精英性”，远超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大众”的认知能力。博物馆“大众化”的倡导，使“大众”获得了表面上的文化平等权力，现实中却因政治认同教育之必需，当时的“大众”进入博物馆参观是政治说教的规定命题。参观博物馆成为“大众”接受政治教育，理解并支持新秩序的一种“化大众”活动。当时博物馆中展示教育的文化趣味，乃至通过环境、说教等来规范“大众”行为举止，这种看似“大众化”的公平参观，俨然又成了精英“化大众”的手段。
仔细梳理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众化”是国家政治、文化十分宏大的总体目标，但如果不在“大众化”和“大众”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大众化”就极可能变成一个浮泛的口号，很难在实践中落地生根。郑振铎参观山东省博物馆后发现在当时的许多陈列中，“贵族使用的东西多，劳动人民使用的东西少，
造成陈列中人民性不强”［25］。由此可见，此时期
博物馆虽高举着“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理论旗帜，现实中却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规训体系。如此情况下，博物馆仅仅单
纯地向“大众”打开大门并欢迎他们的光临，不但不能缩短博物馆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甚至也不能让“精大众中国
英”满意［26］。在此困境中的博物馆，既摆脱不了精英“化大众”的原有惯性，也无法满足“大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诉求。“大众”的文化权益保障应是建立在与博物馆平等关系的基础上，而此处的平等关系却涉及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教育平等等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远非博物馆单一机构能力所及。由此，博物馆陷入了理论上坚定表述为“大众化”，现实中却行精英“化大众”之实的两难局面。
余论
传统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并非绝对的二分法，“精英”可以变为“大众”，“大众”也可以上升为“精英”。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也并未形成严格的界限。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阶级斗争理论将阶层绝对化，“精英”与“大众”就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甚至一度还要改造“精英”成为“大众”。而“大众化”的思潮却无法消融博物馆天然的“精英性”，未使博物馆突破传统的精英“化大众”模式。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行左实右现象的发生在博物馆发展史上并非个案，如何将理论上的“大众化”落实在博物馆实践中的命题在当下仍极具研究意义。真正的“大众化”不能停留在理论表述层面，需要博物馆管理者将观察视野不断深入至“大众”生活中，并重新思考“大众”的范畴，了解他们的文化需求，从而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史，以替代精英为“大众”拟定的文化史，才能最终帮助“大众”破解被“精英”教化的宿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具体时间界定有多种，本
文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间的17年。［2］从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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