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为什么在中国不受大众欢迎
重金属为什么在中国不受大众欢迎
在多数人眼中，我们这里讨论的摇滚乐也是一种流行音乐。在中国，摇滚乐最初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回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不免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音乐台排行榜歌手演唱会上，两位摇滚歌手斜挎吉它上场，按照他们的方式唱了他们的上榜歌曲，就有一些大报表示不解；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结果他们在电视上的镜头就被抹去。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什么方式才是对的？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象唱京剧的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象阿 Q 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增，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
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最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中国大众最不能接受的。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中产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赶溯到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狄奥尼索
斯和希伯来神话中的撒旦。这些原始生命力量作为恶的原型被接纳在西方人的文化意识中。它们作为非理性的存在与理性、神性并存。当神性主宰西方人的意识时，它隐伏在人们称为潜意识的深处。一如被封锁在所罗门的魔瓶中的魔鬼，随着近代西方神性的没落，它便和浪漫主义一同被释放出来了。鲁迅称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为“摩罗诗人”，是甚有见地的。摩罗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五四”以来在中国传播的浪漫主义大都为中国文化的名士派传统所弱化，要不就是被抛却了文化的外在形式而直接转变成革命的行动。可见，要理解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传统是十分困难的。作为浪漫主义极端形式的摇滚音乐，当它溶入中国文化时，必然遭到民族文化的抵制。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从理论上讲，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泰坦一样的野性的力量。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一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我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蜚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等等。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乐文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都是同谋。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
道的意味吗？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而理性的。这决定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才衰颓下来。在儒家文化的创始着孔子那里，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捐。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精，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至于道佛两家的宗教实践，则更体现出叛逆世俗的传统。我们从历史中发现，对于历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僧道都表现出比一般士大夫更多的热情，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他们的心底里也流淌着和革命者一样的血液。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此外，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秉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它既是冷性的政治运作，也包含热性的浪漫精神。浪漫精神是没有价值维度的，如果说它有所指向，那就是打破常规，革新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隐含着摇滚的精神。大卫·鲍依说，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摇滚音乐会，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摇滚明星。革命、战争，这一切野性的力量都与摇滚相通，但是摇滚将它们形式化了，
将它们限定在特定的舞台。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崔健、唐朝的演唱会上，为什么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会成为摇滚乐迷。因为他们的心性是相通的。我们也还记得那场“文化大革命”，记得百万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情形。它与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是何其相似？！那种政治激情、革命的激情、破坏的激情、创造的激情，也许是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从未目睹过的。它也许是剥去文明外衣后第一次自然的裸露。也许就在这里培育了中国人的摇滚精神。以致无论经过多么深刻的理性反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以新的戏剧形式重演一场伍德斯托克。
这里当然无意对一场政治运动是非曲直进行评判，因为生命激情、摇滚精神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带来毁灭的力量同样也可以带来创造。事实上。从“”中走出的一代青年不也是以同样的精神去清算过去的政治梦魇的吗？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摇滚乐诞生在北京，而不是走在开放前沿的广东或工商业更为发达的上海。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是摇滚乐发展的重负，也是它的深厚土壤。政治的热情、革命的传统，都是摇滚乐生长的沃土。
大众中国不过，随着时代向前推进，物换星移，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消退。游行的热情逐渐转向舞会、街头秧歌和晨练，转向健身迪斯科，这并不是单纯的体育，而是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另一方面，悠久的民族传统也逐渐在恢复，伦理的力量在加强。在市民大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摇滚乐的强有力的抵制。那些装束奇特内心善良的摇滚乐人理所
当然地被归入街头痞子的行列。他们那吵闹的音乐更是让人深恶痛绝。父母们尽可以三三两两地聚在公园里唱《断桥》和《凤还巢》，尽可以老当益壮地热爱四大名旦，但是对于迪兰或列侬的信徒，则往往要表示出轻鄙。当他或她从迪斯科舞场或公园回到家中，可能会对身背吉它刚从外面回来的儿子或女儿高声喝斥：尽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在一起，没有出息！
中国文化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就是只问善恶不问真伪美丑。文以载道的实用功利主义容易把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简化为结果，好的或坏的。这种观念直到今天还支配着绝大部分人的意识。它使我们惯于以道德评判代替实事求是的研究，代替感受；使我们将生命僵化为原则，成为抽象原则或普遍法则的牺牲品。由于缺乏宗教超越性对道德普遍法则的制衡，对个体感受和生命活力的维护就往往表现为非道德的恶。善恶是非的标准就是世俗伦理。任何一种基于个体感受的创造、革新、革命，任何一种反对世俗的努力都会遭到它的强有力的压制。伦理是立身之本。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伦理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至孔子的判断颠倒过来照样成立：一个人只要守礼，规行矩步，即使碌碌无为，也可以立身天地之间。不仅如此，伦理还给一个人带来优越感，它使人对任何打破常规的行为表现出傲慢和不屑。
当然，生命本身的表现是超越伦理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与伦理文化发生冲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摇滚乐都遭到了伦理的强有力的反击，被视为魔鬼的音乐，背上“不道德”、“下流”、“无耻”等等恶名。由于道德主义与宗教的结合，善恶之间更是剑拨弩张，你死我活。列侬就死在—位狂热的基督徒
的下，而这位信徒曾经是列依的狂热崇拜者。摇滚乐没有促使他去刺杀罗马教皇，而宗教的信念却促使他杀死了列侬，因为在宗教看来，列侬就是恶魔。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道德暴行，而潜藏在它背后的是两极对立的善恶观念。